信心贴（今年最后一贴）

张维

6，陆公子      
      
       当时，在我们单位，炒股最有名的除了老田，还有陆公子。
       我们那个机关单位，虽然只有一百来号人，水其实还是有点深的。有几个特点，其中之一是“当官的”比“当兵的”多，由于是省级机关，单位里随便走来一个中年人，起码也是个副处级。就拿我们处来说，7个人，除了我这个新考进来的小公务员是科员，其他6个全是副处以上：一个处长，两个副处长，两个副处级调研员，再有个离休副处老田。其他的处也大致如此，因此，在我们那里，处级领导一点也不希奇，而且多数并没什么实权，大家至少表面上一团和气，氛围还是蛮好的，还时常开一些轻松的玩笑，例如，编排了我们单位的“四大公子”。


       1996年，我刚进单位不久，性格又不是很爱打听单位里的是非是非，因此所谓“四大公子”里，只知道有个陆公子。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家境富裕，都说他父亲是浙江著名的私营企业主，他有个弟弟，在协助父亲打理家族产业，而他因为成绩好，考上了北大，毕业分到我们这个单位，于是就走了“从政”的路。




       可想而知，以他如此谨慎的性格，自然对其炒股经历更是讳莫如深，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如同黑夜里的荧火虫，总是会被注意到。大家都在流传着他炒股的消息，说他不仅参与了红庙子，还抓住了1995年起股市的大行情。说他95年12月在四川长虹8元钱的时候就悄悄喊他们处的同事买进，而他自己则95年初就买了很多很多长虹，96年6月，长虹涨到了28元，送股后，在9月再次上涨到了24元多，跟着他买进了长虹的自然是喜不自禁，但更多的没有及时买进的，则对他似乎生出些恨意来。




       也许正因如此，陆公子的仕途一直不顺，和他同年的主任科员，有的早已提副处长了，他却还是原地踏步。我在2001年辞职离开了那个单位，没再关心他的进展，直到2010年，才偶尔知道，他已经是成都市某油水很足的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了，告诉我这消息的是我一个朋友，他去那要害部门办事，和陆认识了，吃了几次饭，得知陆是XXXX单位出来的，我朋友知道我是从那单位辞职的，于是问陆：“那你认识雷立刚吗？”




7，热爱自由      
      
       除了老田和陆公子，我们单位还有很多股迷，只不过，收益都不算太好，例如，我们处的一把手蒋处长。
       对于蒋处长，我永远心存感激，我考公务员过最后的面试关的时候，据说，曾有人想安插一个关系户，把毫无背景的我挤下来，是蒋处长坚持按成绩录取，我才进了这个单位，当然，在当时，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我是进入单位近五年后，才偶然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秘密的。
      
       据说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已经遍布着暗箱，但我能肯定，至少在96年1月的那次四川省全省公务员考试，暗箱还是不多的。考试应该还算比较公正，否则象我这样完全没有靠山没有渠道的人不可能一路过关斩将。那几乎像一场梦一样，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笔试成绩我是报考XXXX部的所有考生中的第一名，面试则是第二，在当时的我看来，仿佛没有惊险，仿佛没有起伏，甚至仿佛没有悬念，但却又似乎很矛盾，仿佛在情理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总之，胡里胡涂地，我就收到了XXXX部的录用通知书，我完全不知道，如果不是与我非亲非故的蒋处长的坚持，我早已经半路下马了。
      
       然而，考上了公务员，进了XXXX部，我的人生真的就更顺利了吗？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曾经想过，96年我假如没通过公务员考试，我很可能就南下深圳去闯荡一番了，我不笨，并且勤奋，在96年那还算遍地黄金的深圳，我也许能有一番作为，或许我早已经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甚至我可能自己做实业打拼一个天地了。如果那样，我很可能就不会迷恋股市，我的人生将会和现在完全不同……然而，生命永远无法重来一次，以做比较。就如你走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有好几条路出现在你面前，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走下去，不管你走了哪条，都意味着你无法看到其他道路上的风景，也意味着你永远无法确定你在另外的那条路，可能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而这就是人生，因为只能选择一条路而必然永远充满遗憾的我们的人生。


       在人生中，类似的选择随时随地发生，选择一个人和你携手，选择一段婚姻，选择一个职业，选择一种技能……从这些角度上看，我觉得炒股相对于人生的其他选择，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选择的多样性和修改选择的方便高效。选择一只股票，你不需要太久就能知道一个结果，你可以很方便地止损割肉，换入另一只股票，而且，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你还可以同时选择多只股票，无非是每只股票都少买一点而已。但选择婚姻，选择配偶，甚至是选择工作，都无法象选择股票这样多样与自由。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对股票的迷恋，也许恰恰和股票选择的多样性和自由精神有关，作为一个把无拘无束的自由当作阳光一样来向往的人，我对炒股的热。爱本质上是自由的热爱。


8，蒋处长      
      
       与选择一只股票在不太久后就能知道一个结局不同，选择一个爱人或选择一个工作，往往要三五年，或十余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慢慢知道结果。但即便如此，在人们做出选择之初，依然是兴奋和喜悦的。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刚去单位上班的兴奋激动。


       四川省委大院坐落在成都市中心一条比较僻静的马路边，路两旁茂盛的法国梧桐，将马路装扮得十分幽静。大门已经有些旧了，站得笔直的武警，使气氛总有些庄严肃穆。进了大院，左边那幢是省委组织部办公楼，右边的那幢则属于省委办公厅，中间最大的主楼，则是其他各部门办公的地方。一至七楼分属于农工委、统战部等相对次要一些的机构，八、九、十这三层，是省委宣传部；十一至十三层，是省纪委。十四层是保密委，再往上，就是屋顶平台。


       记得上班第一天，我按通知的时间准时到干部处报了到。相关手续办完之后，蒋处长亲自陪同我在省委大院里熟悉了一下环境，他带着他我，先是在办公区转了一圈，告诉我单位的汽车主要停在哪里，倒垃圾时垃圾桶在哪里，焚烧过期文件的焚烧炉在哪里……诸如此类，而后，在大院里的休息区也转了一圈，那里有假山有水池，鸟语花香，据说一到清早，很多离休的省级干部，都在那里锻炼身体。返回办公楼时，经过一个“院中院”，蒋处长压低声音说，这里面是省委常委的办公和生活区，即使我们省委干部，没事也不能随便进，我工作这么久，也只在送文件时进去过十多次。我听了，有些羡慕地往里面看，只见站岗的武警背后，是大片的绿树和草坪，树枝遮掩着一幢幢老旧的别墅。蒋处长又看了一眼，用更小的声音说，“瞧，那幢就是省委书记的房子，再过去那幢是省长的……其他常委，好像是两人合用一幢……”


       那一年，我刚刚22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在内心深处对蒋处长如此的小声说话暗暗偷笑，觉得他太谨小慎微了。慢慢地，我还发现蒋处长一直在悄悄炒股，他总是拿着一个中文传呼机，一到开市时间，就会一边工作，一边偷偷把传呼机放在桌子下面，戴上老花眼镜，默默地看股票价格，脸上阴晴不定。那时，我觉得很好笑，炒股就炒股吧，弄得象地下工作似的。


       在1996年，一轮比以往年份气势都更足的大牛市，正如火如荼。虽然，历史上92年的股市也涨幅甚大，但那时股票少，全社会的参与程度人也少，远比不上96年牛市的大气磅礴，许多老股民，都正是96年和97年被卷进了股市的。那时，国家对于股市，依然没放在一个国计民生的角度去看待，炒股在社会多数人眼里，依然有点类似于歪门邪道，至于机关干部炒股，不提倡不鼓励但也不压制，不过，多数机关干部都是悄悄炒股，大家心照不宣，在单位很少公然大谈炒股。


       我们那个单位，由于在93年左右不少人都分到了少量的原始股，后来在二级市场抛出后都略有收获，并因此被带入了二级市场，因此，炒股的比例很高，还不乏诸如蒋处长这样的痴迷者，但是，从那时起，通过蒋处长的经历，我就发现，股市并非越痴迷就越能有收获，也并非付出越多汗水就越有回报，象蒋处长这样每天工作之余全心研究股票的人，却亏损累累，以至于我去他家拜访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竟然连个象样的家具和电器都没有。那时我就想，股市或许真的是很可怕的。


9，旁观者      
      
       刚到单位不久的我，由于那时还不炒股，所以对周围炒股的同事，可以用一种旁观者的客观心态，平和地进行观察。


       渐渐地，我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炒股的成绩，似乎和学历、学识，都不见得成正比。我们单位有个司机，据说就是个高手，另外，陆公子他们处有个王哥，父母是省委老职工，80年代中期，王哥没考上大学，靠关系进机关当了个工人，由于他没有大学文凭，尽管有关系，依然10来年都一直只是工人编制。但也正是这个王哥，7元多买了长虹，最后一直守到60多元，赚了10来倍。


       而那些学历高的，无论是蒋处长，还是我们处另一位同事，副级调研员老童，都炒得很糟糕。自从96年7月我进单位后，就和老童在同一个办公室，桌子对着桌子，加上我和他岁数相差20多岁，级别也相隔很远，因此完全没有利益冲突，彼此之间经常能说一些心里话，如此，工作三个月后，到了96年十月份，已经彼此十分信任和了解。


       十月的一天，我因和机关打字室里的漂亮女临时工开了几句玩笑，女临时工笑着捶了我几下，老童恰好路过看到了，当时也没说什么，但那天快下班时，他突然走到办公室门口，探头看了看，见多数人都走了，就掩上门，很严肃地对我说：“咱俩一起坐了这么久，我一直在观察你，你是个心术很正的好苗子，所以我跟你多罗唆几句。不想你像我一样走弯路。”而后老童就打开了话闸子。我很是吃惊，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走起路来都小心翼翼怕踩死一只蚂蚁的老童，竟然口才惊人。我当时心想，“怪不得都说，能进XXXX部的，再怎么都有两把刷子啊。”
       　　
       “我是军校研究生毕业，然后进了部队，我在部队时，你可能想不到，是我们全师最年轻的正团之一，说起来算是前途无量。1990年转业，当时可以进省工商局，也可以进XXXX部，现在看起来，那时要是选择了前一个，哪会是如今这样子！可是啊，那是思想就是转不过弯来，总觉得只有XXXX部更能体现人生价值，就选了这里……唉，这第一步，就迈错了门坎啊……”


       “转业都要降半级使用，我由正团变成副处长，而且是最不受重视的XX处，当时XX处没有处长，我是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主持了将近一年，还以为快扶正了，结果在一次活动中不小心被传出和一个女同志怎么怎么地，其实啊，我真的什么也没怎么地，那时咱们前任部长刚从市委书记任上升上来，正要树立威信，就要调我到下属事业单位当处长。事业单位不属于公务员系统，我那时思想老化，总以为公务员系统比事业单位好些，另外还巴望着在XX处扶正，所以，我就不想过去……”


       “而且那时候，更主要的是，都在说咱们XXXX部即将修一幢新楼房，我进成都后，一直住老婆父母家里，房子小得要命，当然巴望着在咱们单位等新房，所以，我就坚决不走，结果，部长以为我是藐视他的权威，一下子火了，将我调到咱们这个处，而且是降半级使用，成了个副处级调研员，不带‘长’字了……看，我刚转业时那么年轻，一帆风顺，谁想得到，进了XXXX部，整整6年多，不仅不是原地踏步，反而是连退两级，眼看着都44岁了，这一辈子，眼瞅着也就这么完了……”


       “到不带‘长’字，我倒也不在乎，关键是后来我才听说，是个小人，自己想替代我，怕我老占着XX处，在后面乱造谣，说什么我和那个女同志一起出差时一同消失了半天，其实，全是瞎说，所以啊，生活小节一到关键时刻，就会要了你的前程，你自己都想不到会那么严重……”
       “我这人运气不好啊……这几年什么都没顺过，就说那房子，为了房子我不去事业单位，哪知道咱们单位的房子后来一直遥遥无期，两年前反而是那个事业单位都修新房子了，咱们的却还是没影子，一晃，我们全家在丈母娘那小房子里一住就又是六年……而我炒股又亏损累累，把转业的钱全给亏完了！”
       　　
       “唉！……”老童最后叹了口气，不再言语，沉默地收拾了一下办公桌，拍了拍我的肩膀，离开了。剩下我，独自坐在窗前。


       已经是傍晚将近七点，10月的成都，夜色渐渐起来，我扭头向窗外看去，他发现那些喊冤的人还没有离去。


       从我进省委上班第一天起，我就时常碰到等在省委大门口申冤的人。他们多数是去了一旁的省委信访办未能等到结果之后，才将这最后的希望押在这里。那些喊冤的人，要么是独自一人在路边徘徊，手上举着个冤字，期望着能偶然遇到清天大老爷；要么是一大群人围坐在省委大门口对面的路上，连报纸也不垫，就那么坐着，有时还拉着横幅。横幅内容大多都是某地拆迁安置不公、或者某集资案主谋卷款逃跑……


       说实话，我最开始还充满同情，有几次甚至天真地想到大门口去问问，但老童坚决阻拦我别去淌那浑水。后来，我渐渐也就麻木了。然而此刻，我突然感到眼眶有些湿润，想想那些上访的人，想想自己不可测的前程，我突然感到很累，突然也想炒一炒股，其实那时我完全不求暴富，只是想让自己平淡的生活多一点一成不变之外的偶然。


10，新股民      
      
       仅仅因为抱着一个小小的心愿：想让自己平淡的生活多一点意外和偶然，我买了自己第一只股票，成了一个新股民。我那时完全不可能知道，股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多数人最终都将丢失自己最初进入时的初衷；我那时更不可能知道，股市更象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会绞杀多数人的心愿和盼望；我那时尤其不可能知道，股市尤其仿佛一个冷血的收割机，会象收割麦子与韭菜那样，周期性地收割新成熟的颗粒。


       十五年后我回望自己股市之路的起点，我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张开的血盆的大口，无声地摆在我的面前，在沉默地等待着新的猎物坠落；又如同一个悠暗的深渊，在默默地凝视着我，让我想起一句触目惊心的话——


       当你看着深渊时，深渊也在看着你！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我在起初怎么可能知道呢？没有问任何人，我乐滋滋地去开了户，那时，省委大院一带最近的一个证券营业所，是东城根街上的海通证券，考虑到我们单位多数同事大约都在那里开的户，为避免遇到领导，我特意找了离单位相当远的一家营业所，人民北路与一环路的交汇处的那家“南方证券”营业部。


       事过经年，南方证券早已经在上一轮大熊市中不复存在，2004年1月2日，由于挪用客户准备金高达80亿元以及自营业务的巨额亏损，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2005年9月28日，南方证券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连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券商也会沉戈倒戟，更何况我们小投资者？一入股市深似海，回首已是百年身，十五年来，我无数次问自己，如果我早知道会是如此，我还会在最初的起点，奋不顾身地投身股海吗？我在不同的时候，往往在内心会有不同的回答，而今天，我的回答是，很可能还是会的，因为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
      
       记得在南方证券开户后，我存进了2800元钱，那是我当时的全部存款。1996年11月8日，我用其中的2600多元，买了500股广电电子，买价是5.16元，为什么会买这只？说实话，是因为老童的推荐。1996年的行情中，广电电子是一只表现平平的股票，在我买前和买后都是如此，好在我并不在意，买了就放着，因为虽然2800元是我全部存款，但也毕竟之是我两个月工资，因此完全没有心里压力，同时也因为只有那么多钱，即使涨幅再大我也赚不了多少，所以，我根本就没太关心它的涨跌。


       那时候，我更多的关注，完全放在女朋友简潞身上。
       简潞是我的初恋，她与我同校同系，不过她要低一年级，1996年，我俩恋爱已经三年了。记得简潞大一刚进校时，接新生的大二学生们惊呼，“我们系终于也有美女了！”，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系一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比如说我们92级，6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而且几乎全是歪瓜裂枣。所以简潞的出现在我们系93级，很有点惊艳的味道。     


       简潞面貌有些像妮可•基德曼，且个头高，一米六八，往哪儿一站都很打眼，加上气质脱俗，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所以一进校就被公认为系花。当时，不少高年级男生都在打简潞的主意，没想到却被我这个系学生会主席捷足先登，于是不少男生愤愤不平地说：“又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我自己其实也觉得不大配得上简潞，我一直觉得，尽管我还算多少有些才华，人也聪明上进，但总的说来，我是个平凡的人，无非是比多数人多一点勇气和积极主动。追上简潞的过程，就是一段稀里糊涂的过程，而且那么快就追上了，只用了半学期，简直有些云里雾里。因此，我内心深处总觉得不踏实，总觉得或许有一天这段爱情就会结束。可能出于这种心态，加上有时侯人的自卑往往会以自傲的方式逆向表现出来，在恋爱的几年里，我总爱主动向简潞找碴，“分手”这两个字，我说了不下三百遍。


       有一次说完分手之后，我还特意去剃了个光头，以示决心，没想到简潞却来主动找我，见面后，简潞只是说，“你剃光头不好看，不适合。”然后就挽着手陪我去买帽子。在商场的镜子里，我看到光着头的自己形貌丑陋，而身旁那公主般的简潞却是那么全然不在乎，亲密地挽着我，一点也不在意商场里不断擦肩而过的很帅的男人或看起来就很有钱的男人，我不仅感动得鼻子发酸，差点落泪了，心想，以后无论如何要善待这个女孩子。
       那一年，我读大三，她读大二。

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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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就在我下决心要死心塌地和简潞相处之后，简潞却主动和我分了手，那是在我大四第一学期开学不久，正是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大学四年里内心最脆弱疲惫的阶段，我这时最需要简潞的关心，然而她却离开了我。


       这成了我心底的一个疤。尽管，我们最终还是和好了，但我在内心深处还是介意的：一是，简潞在分手期间与一个社会青年谈过一阵恋爱；二是，我们恢复关系，是在我大四第二学期开学之后，而那时，我考取公务员已经基本确定，这给多数同学一个印象，仿佛简潞是冲着我考上公务员才回到我身边。虽然我自己深信我还是很了解简潞的，她不是趋炎附势的人，更不是很有心机的人，只不过，我们恰恰在那时又找到了感觉，于是重新走到一起，然而，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释怀这么一个事实——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不在我身边。这和我理想中的爱情是不一样的，在十几年前我那年轻气盛的心里，真正的爱情一定是越在困难时刻越要不离不弃的爱情。


       因此，尽管与简潞恢复了关系，我却依然觉得不可能天长地久，我心里想，现在俩人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系，周围全是同学、熟人，反复分分合合也不太好，反正离毕业不久了，等我毕业之后，生活空间不再一样，简潞或许会结交别的男孩子，说不定自自然然就会分了，那样倒是一个彼此之间伤害最少的处理方式。
      
       哪知道我毕业到单位报道之后，因为不再每天相见，距离产生美，简潞反而对我更加依恋了。可能因为大学高年级女生总是对社会比对学校更有兴趣一些，简潞不时往我这边跑。但我却越来越打退堂鼓了，我反复掂量，觉得如果我真能有把握给简潞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她毕业留在成都未尝不可，然而，我却没有这个把握。


       一来因为我和简潞之间的爱情，已经不那么完美无缺，而我是追求完美的人，他怕即使自己现在无所谓，将来有一天却未必还能无所谓，而那时说不定已经耽搁了简潞的青春，那样我会内疚；二来，因为我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也感到捉摸不定，假如我愿意当一辈子公务员，那么一切都可以稳定下来。但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安分的人，他不喜欢一生的规划就这么早早限定了，我想，我可能是那种天性会不断飘荡的人，迟早会辞职，说不定，我会过一种漂泊的生活，如果是一个人，什么样的漂泊我都不怕，但假如带着简潞……我简直不能想象。因此，对于我和她的未来，我感到十分迷茫。
      
       很快就到了96年12月中旬，简潞她们这届大四学生也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她的老家在昆明，如果回昆明去，她可以陪在父母身边，一切都有了依靠，然而简潞却把多数的希望放在留成都上。思前想后，我觉得，已经到了必须做了断的时候了，否则会耽误她在昆明找工作，于是，那个周末的晚上，简潞又来我单位宿舍看我时，我故意表现得很冷淡，两人在宿舍里闷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将上面所想的一股脑儿全告诉简潞。


       “你还是回昆明去吧”，我最后总结说，“我不是那种打算在机关呆一辈子的人，我也不是那种打算过公务员稳定生活的人，我想去闯，可我很可能会闯不出什么名堂，我们在一起，你跟着我会很累的……何况，我们本质上是两种价值观的人。”


       我在说之前，最担心简潞会哭，然而简潞却出奇的平静，她什么也没说，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你送我回去吧。我推出自行车，像以往那样，将简潞驮在车上，从成都市中心往一环路外的四川大学骑。一路两人都不说话，骑了一半路程的样子，简潞忽然说，“停，我要下来。”


       　我刚刹住，简潞就下了车，一句话不说，顺着一条陌生的小街无目的地往里走。我本想，长痛不如短痛，不如这次就狠狠心，免得将来彼此耽误更多，可是，就在要骑车离去的时候，我又忍不住回看了一眼，我看到简潞已经没再走了，站在一百米外街道边一棵茂盛的法国梧桐树下，像夜色中的一个剪影。我突然心头一酸，赶紧向简潞骑过去。我把车刹在简潞身边，望着她，想继续硬下心，劝她早点回学校。但话还没说，简潞已经蹲下去，埋着头，小声哭了起来。我突然注意到，简潞身旁就是两个垃圾桶。我知道，简潞历来是最爱干净的，如今她却居然不管不顾，在垃圾桶旁蹲下来，这让我心里很难受，所有的理智，在一瞬间全部崩溃，我跳下自行车，一把搂住简潞，说：“我们不分手，不分手了，走，回学校去吧。”


        把简潞送回川大，我累得够戗，还得嘿哧嘿哧骑半小时自行车回到单位宿舍，一回去倒头就睡，全然不知道那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里，全文宣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这是那一年股市最大的一件事情，影响可谓深远，从此中国股民的口头禅就成了“炒股要听党的话”，也不知这是悲剧还是喜剧。


        第二天正是12月16日，星期一，我一上班，就看到老童脸色发青，嘴皮直颤，拿着一张报纸，半举着，仿佛那份报纸是压垮牛的最后一根稻草。嘴里喃喃念着：“完了，全完了。”当天，沪深股市几乎全线跌停，我们的广电电子自然也不例外。17日星期二，大盘再度接近跌停，股票也几乎全部跌停。我因为仅仅有500股广电电子，所以压根就没在意。但老童不同，他满仓广电电子，应该是他那几年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以及他专业费的最后一点零头，所以，他整个人的精神都几乎要崩溃了。18日，大盘开盘就下跌了百分之四点几，广电电子再度开盘跌停，那种剧烈的大跌，在以后的几年里，并不多见，关键是，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再来两个跌停，老童面如死灰坐在藤椅里，犹豫了大约10分钟，颤微微地拨打电话，割肉卖出了全部股票。


       巨亏卖出之后，他似乎反而轻松了，脸色恢复了一些红润，还很懊恼地对我说：“小雷啊，这次是我害了你，本来想让你跟着赚点钱，结果却……唉，要不，你也赶紧卖了吧，少亏点总是好的。”我想，500来股，亏就亏吧，于是懒得打电话卖票。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那天最终却绝地反击，大盘又跌4%变成涨7%，广电电子由跌停变为涨5%，中午的时候，老童看了看传呼机，脸上的红润就再度消失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假涨，是圈套，是要把散户诱杀了”，但到了下午，大盘指数十分稳定，老童终于脸色惨白起来，额头的青筋直冒。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赶紧说：“童处长，要不，您请个假回去休息？”，老童象什么都没听到一般，无动于衷，但又显然听到了我说话，微微摇头说，“不必的，不必的。”那个神情，在我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老股民在某些时候恰恰比新股民还经不起风雨，我后来曾反复思考过原因，觉得这个原因也许很复杂，但其中之一估计在于：老股民往往在股票上寄托了全部的希望，所以一旦遇到大挫折，会心理上更痛苦，同时，相当多的老股民往往投入了自己大部分资金甚至是全部资金，而新股民由于刚刚入市，还在试水，一方面不会投入太多资金，另一方面也不抱太高期望，因此反而在心态上具有优势——这是我自己在若干年后，又一个新股民变成了老股民，所时常反思的地方。



12，惯性
      
       96年底大跌之后的A股市场剧烈震荡了两天，渐渐就变得死水一潭了，那之后的一个多月，直到97年1月底的春节之前，整个股票市场都一直在低位横盘，每天的震幅都很小，包括广电电子，也那样要死不活地趴着，让人昏昏欲睡，没什么激情，我甚至几乎要忘记我有这只股票了。


       日子依然在既有的轨迹中按部就班的简单重复，总的说来，我的工作比较轻松，在我们处，我做的是内务工作，无非就是打打字、领领报纸、分分信件、管理一下《内参》的传阅、安排处室内部的值勤等等。


       所谓打打字，我们单位虽然有专门的打字室，但各处室一些简短的文件，还是各处室自己打，在我们处，这差使自然落到资历最浅的我头上，好在并不太多；领领报纸和信件，是每天清早单位会有专人将报纸分发在各处室信箱里，9点左右，我到信箱去把我们处的报纸信件拿回来。机关单位虽然别的实惠越来越少了，但报纸却还是很齐全，大家也普遍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几乎每天要把大半个上午耗在读报上，别以为大家是在因工作因素而读报，多数人看的其实都是休闲版或者《参考消息》，我自然远不例外；最后是传阅《内参》，读大学时，我大致听说过所谓《内参》，给人的感觉是十分神秘并颇具威慑力，据说在县城里面，除了书记县长等可以看，其他人闻都别想闻一下。没想到在我们单位，所有干部都能看内参，只不过为防止丢失，在传阅时要签个名字而已，负责传阅登记的便是各处室搞内务的人，具体到我们处便是我来负责，这曾经神秘的东西如今平常地摆在我面前，让我陡然感到食之无味，有时连看都懒得看，便随手签个“阅”字。
       　　
       所有这些，都很快让年轻并对生活充满憧憬的我感到有劲儿无处使，刚工作的新鲜感很快就消逝了，代之以一成不变的枯燥，每天上班的的时候，我经常和老童大眼瞪小眼，各发各的呆。老童在割肉之后，休整了没几天，就又习惯性地买来卖去了，我发现他只要几天不买卖一次，就会很不舒服，尤其是不习惯空仓，一旦卖了股票资金闲在那里就象猫抓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买了哪怕立即套着了，他也马上就舒坦了。但多套几天他又会焦躁不安，会忍不住割肉，哪怕是亏着卖的，他也会比套着时安宁一些，但安宁不了几天就又会想买股票，而后不断这样恶性循环。


        并且，由于老童从来不对我藏着掖着，所以他买什么股票我都知道，其实那时我并不太懂，只是听老童滔滔不绝地普及知识，知道了他主要买的都是“上海本地股”，总在广电电子啦，大飞乐小飞乐啦……那一类股票上转来转去，而完全没怎么操作那一年以长虹、深发展为代表的热点股票。
      
        许多年后，在我终于渐渐对股市的规律有了一点领悟之后，回忆起老童和他在那时所买的股票，我发现了一个绝大多数股民都最容易犯的习惯性错误。
       那就是，每个股民的思维和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具有惯性，并一直影响着他在之后的操作。而这习惯的养成，又和他刚踏入股市的市场氛围密不可分。老童是93年入市的，那时候，股市里热炒的是“上海本地股”板块，买了“上海本地股”，闭着眼睛都能赚钱，而买了外地股，则往往亏多赚少，市场以一只无形的手，不断训练着当时的参与者遵守这个规则，久而久之，93年入市的股民，在心理上就会形成对“上海本地股”充满期待的惯性，而到了96年的大行情里，市场却选择了以长虹为代表的外地股，并以“绩优股”的名义，展开了新的炒作潮流。但许多习惯了“上海本地股”的93年老股民，却因为之前的思维惯性，而错过了长虹，例如那一年的老童和蒋处长，都是如此。


        从中，我进一步思考，发现股市在每隔几年，会有一轮大的上涨，而每轮大涨所选择的主流热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上一轮大涨中投身股市的多数股民，都会在脑海里烙上很深的上一轮大涨的思维习惯，于是在下一轮大涨中“选择性失明”。
      
       譬如，96年大行情里入市的股民，会对长虹等绩优股产生思维惯性，从而在99年行情里网络股的潮流中无所适从；而赶上了99年网络股狂飙的股民，则又会在2006年大牛市中对有色金属股的大涨无法适应。


       就以我本人来说，我亲身经历了1999年和2000年网络股大潮，那种对“市梦率”的疯狂追逐，使我对“不同的行业应该给予不同市盈率”的观念深信不疑，在99年，钢铁股和有色金属股即使业绩再好，价格依然很低，仿佛即使它们每股收益超过一元，也命中注定它们股价不该超过10元，原因是市场认为它们只配拥有很低的市盈率。因此，到了2006年，尽管有色金属股业绩很好，我却习惯性地认为，它们只配继续拥有十倍市盈率，所以，在后来，当云南铜业之类的股票居然涨到80多元，我完全无法想象。


        2006年的大行情里，尽管我收益也还算不错，但我几乎没涉猎有色金属股，原因就在于我之前的思维惯性，给我烙下了太深的对有色股的偏见。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教训，它使我深刻认识到，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尽管性格不同，喜好不一，有的甚至还十分叛逆，但我们一旦进入股市，却总是那么容易被当时的市场氛围所“洗脑”，并让我们自己的操作思路被一种自己也常常意识不到的巨大习惯力量所钳制。而市场，则总是每隔几年，和我们之前的习惯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并让我们因为之前的惯性和错过下一轮行情。


       我用十余年时间，才终于明白，能不能更好地克服这个惯性，就是不同的投资者最终是否得道的分野之一。



13，消息      
      
       1997年春节前的那段日子，当老童成天在上海本地股上做着短线时，我则因为股票上的投入还太少，基本没把股票放在心上，成天为简潞的工作操着心。


       自从决定了不分手，我就开始认真对待起简潞的工作问题了。机关单位福利并不好，但有个优点：复印室里有源源不断的纸张，而且可以自由操作。于是我乘人不备，利用单位的复印机，帮简潞制作了厚厚的自荐书，复印了整整50份。50份不是个小数字，每份有十多页，50份就是700来页，说来惭愧，我当时自责之余，又弥漫着占公家便宜的小喜悦。


       而后，我让简潞将自荐书一股脑邮寄了二十个单位，可是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我又陪着简潞，去了好几个大公司，上门递简历，心想，简潞外貌出众，上门去自我推荐，效果比不见面可能要好很多。


       记得那时天气已冷，我们舍不得打车，全是我骑着自行车，驮着简潞，一家单位一家单位地上门，为此我还向蒋处长断断续续请了好几次假，理由是女朋友病重，在医院里打点滴，我要去守一守。蒋处长还真信了，一次他很体贴地对我说，你女朋友身体素质可不太好啊，怎么老是生病，搁我们二十出头那年代，男女谈恋爱重要的不是脸蛋，是身体好不好，身体不好的没人要。
       　　
       然而，即便是上门自荐，效果也不理想。起初，是我陪着上门，后来为避免别人知道简潞有护花使者，每次我都只能等在大门外的寒风里。可是，多数单位当面就明确表示不要女生，还有些单位只进生源地是成都的学生，这些简潞都不符合。此外，还碰到了两个动手动脚的，面对青春靓丽的简潞，先是道貌岸然，随后暗示，再一看暗示无效，想着说不定以后再难碰面，现在能揩点油就揩点油，反正不揩白不揩。于是，只要周围没人，便骚扰起来，简潞惊魂卜定，回头只冲着我发火，再也不愿意上门递自荐材料了。转眼春节过去，简潞的工作依然没有眉目。
      
       就在我为女友的就业焦头烂额之际，股市里也风云突变，一件大事突然发生了。事实上，股市所有的秘密与内幕消息，事后都可以在K线里看出端倪，只不过，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不可能有那样的清醒。


       多年后回过头省视97年春节后开市第一天，其实延续了春节长假前既有的上涨趋势，但第二天，也就是1997年2月18日，股市却莫名其妙地大跌9%，当时的人们浑然不知原因，而今看来，应该是在那一天，市场里的消息灵通人士，知道了邓小平病危的消息。


       股市，说到底就是一个浩大的江湖，里面鱼龙混杂，不同的资金，代表着不同的诉求，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代表着不同阶层的人。而处于不同社会链条里的人们，所能接触到的讯息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从来如此，以不同的社会地位，将人所能接触到的讯息隔离开来。我们常常会说，股市是不公平的，因为显然总有人事先知道内幕讯息，并依靠那些内幕获得收益。对此，我想说，世界从来就是不公平的，只要是人类社会，就必然将信息以地位高低进行分隔，即使没有股市，信息同样被按等级隔离，内幕无处不在。反而恰恰是股市，我们普通平民，还能通过K线的变化，以较快的时间猜测到某些内幕讯息，而在股市之外的浩瀚世界，许许多多的讯息，永远以绝密的姿态存在，远在寻常百姓想象力之外。从这个角度讲，股市其实反而比别处公平。


       股市上充满了虚假的小道消息，并且，就算某个内幕消息是真的，当它传到寻常中小投资者耳朵里时，也就毫无内幕可言了，因此并不见得能带来经济效益。我那时所在的机关单位，应该说是规格较高的，处级干部成堆，厅级干部也不希奇，而即便在我们这样按说比其他单位更能接近内幕消息的地方，单位里多数炒股的同事，却并没能获得好的收益，不少还亏损累累。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教育了我，使我深刻认识到靠消息炒股不靠谱。炒股15年，我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从来不打听，不相信，不寻求所谓内幕消息，因此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我自己判断的正确，而亏的每一分钱，都源于自己判断失误，我的眼光和判断是我盈亏的唯一原因，而非所谓消息。这，是我一直引以自豪的。
      
       从我炒股的第10年起，我开始有意识地去研究内幕消息对股市的影响，我惊讶地发现，在股市中，提前知道一个内幕讯息，并不见得就一定会获利，因为股市最后的损益，来自于大众对那个消息公布之后的反应，而在某些时候，即使你提前知道了哪怕非常真实准确的内幕消息，但你未必能猜测到市场会如何反应。


       还是以97年小平逝世为例吧，2月18日股市的暴跌，显然源于消息灵通人士提前知道了小平病危，他们对后市的判断是：大众知道后，会普遍卖出，于是他们想提前一步开溜。然而，2月19日，股市却又大幅反弹7.58%，显然是另外一些知道内幕消息的人，却对这个消息的后果产生相反的判断，他们猜测在伟人逝世的时刻，国家尤其需要稳定，国家利益决定了会有主流资金托市，于是他们提前坐轿。这，就是在同一个内幕消息面前，不同的人的思考。


       所以说，股市如此莫测，归根到底，还是人心的难测与人性的复杂，以及群体行为的羊群式冲动对这复杂性的放大。而这一切，在随后一天的2月20日，得到了更清晰而微妙的体现。



14，九七年      
      
       97年2月20日注定是不平静的，因为这天清早，电视和报纸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邓小平于19日夜晚9点逝世了。


       那天一大早，看了报纸上的悼词，单位里只要手头有股票的人，都忐忑不安，有的焦急地盯着传呼机，有的则悄悄打开收音机，手中股票仓位重的，则更是忍不住悄悄去了证券营业部。我虽然股票不多，并且反正是套着的，没有卖出的想法，但也想去现场看看，于是上班上到9点来钟，就悄悄下楼，跨上自行车，一路飞奔到了最近的那家海通证券营业部，才一进去，劈头就见到了蒋处长，我正要躲，已经来不及，蒋处长也看到了我，但他并没有太过严厉地批评，只是很神色很寥落地说：“小雷啊，你什么时候也炒股了，这是条不归路啊，你还年轻，精力放在工作上才会有前途，股票最好还是别炒了。”


       我低头应着，正要说点什么，周围散户大厅里传来一阵喧哗，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到了墙上的股票行情大屏幕上，只见上证指数以-9.61％的跌停点位开盘，所有股票集合竟价就全部跌停，墙上绿惨惨的一片。原本正要再说我几句的蒋处长，突然闭紧了嘴巴，嘴唇下意识地包住牙齿，微微抖动。


       那时，只听到周围不少散户要么叹气摇头，要么捶胸顿足说：“这下，卖都卖不出去，起码三个跌停，早知道前几天卖了就好了。”过了几分钟，不少跌停打开了，散户们终于有机会卖出了，许多散户赶紧争抢到交易机器前，排着队卖票。蒋处长也迟疑着排了队，轮到他时，许多股票的价格已经从跌停回升到-6%左右，割肉还是不割肉？看得出蒋处长有些犹豫，这时排在他后面等着卖票的其他散户不耐烦地嚷嚷起来：“这位老同志，你到底卖不卖啊？我们还急着要卖，你如果没考虑好，让我们先卖行吗？别占着茅坑不那个啥啊。”蒋处长听了，摇了摇头，长长叹了口气，咬了咬牙，割肉卖了股票。


       然而那天，股市摇摇晃晃地仿佛随时要塌，却又异常顽强地逐浪走高，下午收盘时，竟然由开盘的跌停变成了红盘，紧接着的2月21日，更是大涨5%收了一根光头光脚的大阳线，蒋处长以及许许多多在那时惊恐割肉的股民，被股市残酷而彻底地捉弄了一把。又或许，是被命运开了个玩笑。


       那天之后的蒋处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见到我，就再不如以前那般慈祥，经常都是冷冷地板着脸，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想去问问他，却又无从问起。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完全明白他的心理，但我猜测，也许是因为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最凄惶的那个瞬间，被别人看到吧，尤其是自己的下属。
      
       那天之后没多久，大概是97年3月初，我们单位计划了多年的新宿舍楼，终于开始打地基了，地址就在省委大院近旁，很好的地段。那些天，打桩机将长达两米多的钢筋水泥桩一根根插入地基，轰隆隆的打桩声在大楼里也依稀可闻。修房子使整个单位的人都亢奋了，不仅每天积极加入讨论新房的自发辩论会中，而且每天晚饭后的散步，大家也散着散着就散到了地基边来。以至于后来工地上不得不竖了块牌子，写着“谢绝参观”，散步大军才有所减少。


       在我们处，最兴奋的当属老童，正是为了这房子，他在单位忍辱负重多年，如今终于看到曙光，如何能不欣喜？那股高兴劲儿，似乎就连股票他也不那么在乎了，为了避免不久后买房子时资金全部被套，拿不出买房的钱，因此老童将多数资金从股市里抽离，只留了很轻的仓位。由于投资少了，于是老童不再每天一遍遍翻看传呼机里的股票行情，脸上洋溢着住房梦即将实现的小幸福。


       然而恰恰就在三月里，97年甚至可以说是那轮牛市最轰轰烈烈的股票上涨行情，却势如破竹地一步步迈向高潮。连对股票依然迷迷糊糊的我，作为一个并不勤奋的新股民，在毫无证券投资知识的情况下，手中那500股广电电子，在三月初就全部解套，在3月中旬，竟然有了30%的利润。


       那时，我还是非常清醒的，明白这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而非我自己有什么本事。但是，钱来得如此轻松，让我陡然对股票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决心好好地学习一下证券投资的基础知识了。只是，不学还好，从这一学之后，就逐渐进入了迷途，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回顾自己所曾经研读过的厚厚的10多本证券投资书籍，我不能说那些都是错的，但我想说，它们多数都是正确的废话，都是没实际作用的。如果靠着研究投资书籍就真能获得炒股的秘径，那么，股市就不会是“十人入市，最终一赚两平七亏”的铁律了。



15，海尔        
              
       看了几本投资书后，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完全按自己的分析，买一只股票。稀里糊涂赚钱的广电电子，说到底是老童推荐给我的，所以虽然最终赚了钱，我却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感，我渴望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赢得胜利。
            
       那时，涨得最好的是长虹，因为涨幅已经极大，我自然不敢买了，想想投资书籍上所说的所谓“比价效应”，我翻来看去，发现同样也生产家电并且名气相近的青岛海尔，价格却比长虹低很多，总体涨幅也小很多，于是，三月底，我将卖了广电电子所回收的3500元，加上自己的年终奖和近几个月省吃俭用新攒的3000元，一共6500元，全部买了海尔。买价大约是20元零5毛左右，买了300股。
            
       虽然只有区区300股，但6500元已经是我那时的全部，而且又是自己分析后所选择的股票，我的对股市的关注度自然大大增加了，每到星期六，早早买回厚厚的《中国证券报》，因为上面有全部股票的近期K线图，后来更狂热之后，我觉得报纸上的K线图显示的时间周期太短，于是不辞辛劳地在白纸上自己画K线，并将很多张白纸连在一起贴在墙上，以此查看较长周期的股票走势。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十分耗时费力，每天我一下班就埋头画K线，越来越觉得股票的曲线甚至比女人的曲线更令人着迷。
            
       就在那时，简潞也找到工作了。一家能解决成都户口的小公司到川大招聘应届毕业生，尽管公司很普通，但在1997年，能给外地生源的毕业生解决成都户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有好几百人去竞争那一个文秘职位，简潞脱颖而出，被招了进去。尽管工作并不很令人满意，我和简潞依然雀跃万分，因为这意味着她毕业后能在成都落户，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从那时起，简潞更粘我了，每天都要和我通电话。我们设了个暗号：每次她想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就找个公共电话亭，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电话响三声，她就挂掉，然后再响三声，再挂掉，这便表明，是她打过来的。于是我按约定不接，然后用办公室电话给简潞打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她的话费。
            
       其实，在机关单位里，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占公家的便宜，打电话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报销医疗费。在97年，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费报销额了，我们单位还没限制，由于大家都预期将来机关单位报销药费同样也会受限，因此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看病情结，没事儿就往省委大院对面的“省直第五医院”跑。尤其是老同志，一个月报销的医药费起码上千元。一大家子，只要有一个人在机关单位，全家人生病都“靠山吃山”。比如老童，尽管他的确是个很厚道的好人，但几乎每周都要去一两趟医院，每趟都像逛超市似的采购一大袋五花八门的药品，口里还念念有词：“别的咱不敢跟领导比，这治病总得一样积极吧？”
            
       刚进单位时，我不仅很少去开药，而且还对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感到有些不安，如今，这些都逐渐心安理得了。机关是个染缸，互相感染，互相壮胆，互相无意识地协助对方麻木。其实，一切的好坏全在于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心理平衡。看着别人用公家电话煲长途电话粥，我想，至少自己打的是市话，于是也就没有什么愧疚了。
            
       然而女人总是罗唆，简潞在电话里总是絮絮叨叨的，使我的电话每每还是拖了不短的时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要挂电话了。”每次我这么说，简潞都要不高兴，哼哼叽叽的，说：“你这么不热情，哼，怪不得都说男人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我只好陪个笑脸，继续哼哼哈哈一阵。
            
       一天下午，蒋处长突然召集全处的人开个小会。原来，上午部领导联席会议上，部长提到了如今部里有一些处室，用公家电话打信息台。其中，我们处有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查了号码，是老童和我那间办公室的座机打出的。
       我委屈地说：“蒋处长，我可一个也没打啊。”蒋处长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也不追究具体是哪个同志打的了，那80元钱，我们已经主动从处里的那点私房钱里贴补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要再打了。
            
       小会散了之后，大家各自回了自己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有些沮丧。天地良心，我确实一个信息台也没打过，不过，他们办公室就我和老童，连我也觉得，老童是不大可能打的。当然，处里的三个办公室，彼此之间都互相有钥匙，不排除别人甚至离休的老田悄悄进来打信息台的可能性，然而，至于吗？
            
       想到堂堂的机关单位，一群处级干部，却为了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偷偷摸摸，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不为别的，而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十年，或许二十年后，或许我也会成为一个副处长，但那时我也和如今的他们一样大约四十多岁了，成为一个不再有激情的中年男人，甚至为了80元电话费动小心思，这该多么令我绝望……我更加清晰地感觉到，这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或许人生总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相对于单位里的沉闷，股市里我却颇多惊喜。3月底20元出头买的海尔，到了5月7日就29元了，我喜滋滋地卖了，每股赚了8元多，连老童都十分惊讶。其实，在今天看来，我这样的新股民之所以能赚得很顺，原因是新股民普遍胆子大，敢于追高，敢于紧跟热点，而老股民则普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面对主流热点巨大的涨幅，往往思虑太多，贻误战机。
            
       那时，我甚至生出了一点对老股民的轻视来，觉得老童他们这么多年股票简直白炒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在多年后，重复老童他们的轨迹，重复一茬又一茬“韭菜”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张维

16 ，短线      
      
       就在我顺风顺水卖出海尔小赚一笔之际，简潞意外怀孕了。

       其实自从九零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生谈恋爱很少有不发生性关系的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以及之后的年轻人，性早已经变得日常化和平常化，性行为本身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和矛盾的焦点，但是，性行为的附带结果，依然是年轻的我们所难以承受的。



       简潞还没毕业，即使是毕了业，我们显然也都还没做好养育下一代的任何方面的准备。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是必须打掉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谁也没多说什么。在确定是怀孕那天，我心情特别沉重，觉得特对不住简潞，握紧她的手，说：“别怕，什么事我都陪着，两个人分担起来，就会好受一些。”



       简潞叹了口气说：“打胎你也可以给我分担么？”


       我听了，埋下头，说不出话。简潞说：“好了好了，我也是气话，只不过这两天我想明白了个事儿——有些事情只能自己面对，别人就算真的是很爱你，可是，他也没办法将你的痛苦变成他的痛苦，尤其是身体上的。所以，我没怪你。”



       我说：“别说了，说了我更难受。”



       因为简潞那几天情绪不稳定，我怕和她在一起反而刺激她，想到打胎或许还有几天，加上那几天工作突然比平时忙很多，就几天没到四川大学去。一个下午，简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在华西医院，本来想不给你添麻烦，一个人处理掉自己回学校的，可是，还是有些怕……”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不声不响就去了？我赶紧过来。”



       我那时工资低，出门几乎从不打车，这次专门打了个车，不料，却遇上了成都罕见的大堵车，比平时骑自行车还慢。等终于我赶到医院时，满头满脸的汗，我在病床上看到了简潞，她正闭着眼，绻缩在那里。我心里一疼，赶紧跑过去，搂住简潞的肩膀。简潞疲倦地抬起眼，说：“来了就好，我已经弄完了。”



       两周后，简潞身体逐渐恢复了，她终于有力气回忆那次打胎，她说：“我真命大，谁都没想到是宫外孕，我躺到手术台上，医生弄了半天，竟然说没弄出什么，要重新检查，我下了手术台后，去了趟厕所，没想到，突然有一团像血块似的东西，掉了出来，我当时第六感觉就是它，回到医生那里，果然不出所料……然后我才给你打的电话，想你来接我。”



       我听得心里很酸楚，默默地看着简潞，在心里想：“简潞，以后我只准你对不住我，不准我对不住你，你要结婚，我们就结婚，你要不结婚，我们就不结婚，一切都依你。”
      
       那时，我多么希望能让简潞更幸福，可是，我只是一个小公务员，拿着一千三百的月薪，我怎么才能让自己爱的女人幸福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无背景无势力的普通人，我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股票赚大钱。



       于是，97年5月与6月，我开始认真学习短线技术，并开始了追涨杀跌的短线操作。


       然而在那时，我对短线的理解，却完全是大众化的，认为短线、中线、长线是以时间长短来区分，持股一周以内的为短线，个把月的是中线，半年甚至更久的是长线。这种分类，是证券书籍与有关媒体所公认的，但其实却并无意义，即便不算是错误，至少也是一种平庸的思维。



       如果在今天，要我再去定义什么是短线，那么我将赞同这么一种观点：



       短线就是只关注个股趋势，不过多考虑公司基本面，在目标股票的选择范畴上放弃一切成见，而着重立足于是否能以比买价更高的价格顺利卖出。其关键在于顺势，也就是说，势道不改则坚定持股，而风向一变则坚决卖出。说到底，短线和持股时间无关，而与是否参与盘整有关。不参与任何盘整的交易方式，就叫短线。而这，才是短线的灵魂和意义。



       只是，十五年前，我完全不明白这些，我天真地以为每天换股，快速赚钱，就是短线的意义。
      
       并且，在那时，也正因为内心对市场有太多的不理解，所以，我特别敬畏那些炒股名言或高手经验。每天，都把一些书上一些似乎很有道理投资语录摘录在笔记本上。十五年后我翻看那些已经泛黄的笔记，我却发现世界如此荒谬，那些众所周知的投资技法，表面深刻，实则空洞，多数都只是不具操作性的呓语。



       例如，所谓“顺势而为”的说法，就是最正确的废话，谁都希望能顺势而为，但问题在于你如何去判断那个“势”，当“势”刚启时，必然难于发现；等多数人都能发现时，必然已经在其原有趋势上延续了一段时间，此时，你如何能确认“顺势”不会成为可悲的买单者，毕竟趋势是可以随时转折的，表面的趋势越清晰，恰是拐点越近之时。
      
       又如，许多人都认同一个基本原理，即：买股票就要买龙头股或超级强势股。这话也很对，但问题是，对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尤其对那些并未经历无数次得失往复牛熊历练的散户来说，不在于你认同不认同这个观念，而在于你如何发现、买入、并持稳超级强势股。股市知易行难，能做到才是难度所在。



       发现好股票不难，看到强势股也不难，但在正确的时间买进并坚持，那才最难。而这个难，本质上在于两点，其一：我们内心深处往往都是既自信却同时又怀疑自己的，我们其实在随时怀疑我们的判断，因此我们才不愿意在看好的同时真正买入，甚至我们可能会给别人推荐某只股票，但自己却并不买入；其二：我们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我们总想把有限的资金分配到最高效的股票上，因此我们往往放弃明明看好的股票，原因仅仅因为我们想要太多，而我们可支配的却太少。



       这些，都是我近年才终于明白的。但是，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1997年五六月间，作为一个新股民，我并不理解短线的本质，却做短线颇有收益。而在后来的许多年份，我积累了不少技术和经验之后，做短线却屡屡亏损。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新股民却时常能比老股民收益更为良好呢？莫非上天真的更眷顾新股民，又或者如某些人所比喻，赌场要吸引新赌客，必然要先给点甜头，所以新股民往往能先尝到蜜糖？这引起了我的深思。



       股市一途，如同苦行僧行走在追寻真理的崎岖山路上，永远是山外有山。多年过后，我终于蓦然明白新股民往往能比老股民收益更好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那就在于：新股民往往都是在一轮大牛市里入市，熊市里人人谈股变色，几乎不会有多少新股民出现，而当牛市的赚钱效应出现后，才会吸引大量不炒股的人投身股海，成为新股民。而在牛市里尤其牛市最后的赶顶拉升期，只要追涨，无论你懂不懂股市的真谛，你都能歪打正着，错也成了对。而在熊市里，哪怕你技术再高，领悟再深，对也是错，怎么做都是亏损。



       因此，对多数新股民来说，即使有了好成绩，说到底是股市大势的成绩。任何一个新股民，如果轻松赚钱，切记不要以为自己是天才，而要深深明白那是恰好踏进了一个正确的时间周期。仅此而已。97年的5月底，我每天乱买，却收获颇丰，在某些瞬间，我意气风发，举目四望，真的以为股市就是我的提款机，而今我才终于明白，自己从来就没有能战胜过市场，从来只是靠天吃饭。只是明白之时，白驹过隙，我已心内成灰，饱经沧桑。



17，总有一个陷阱等在你前面
      
       1997年的那轮大牛市行情，就指数而言最精确的顶点是1501.17点，见顶日是5月12日，但实际上很多股票见顶却是在那之后。例如，那轮行情的核心龙头四川长虹实际上是6月27日才见顶，并在6月到8月间铸造了一个跨度甚久、结构复杂的多重顶，支撑起了人气，带动了不少题材股在6月到9月里异常活跃，因此，虽然指数从5月中旬就发生了断崖式的崩跌，但个股行情却并非噶然而止，在96和97年绩优股的盛宴，低价绩差股被受冷落，并被轻蔑地泛称为“垃圾股”，但在97年夏天，却以“资产重组”的名义，纷纷飚升。
      
       那个夏天，我做短线做的不亦乐乎，将KDJ啦，MACD啦等等指标记在脑海里，按照什么“背离”，“超买”，“超卖”等等，每天忙进忙出，虽然不时也会亏损，但多数时候还是赚的，虽然由于我的资金量起点太低，卖出海尔获利近3000后，总资产也才9500元左右，但6月之后的短线收益率还是蛮高的，每个月能有20%左右的赢利，也就是2000来元，比我的月工资还多，使我大受鼓舞。



       虽然在股市里赚了钱，我却舍不得从帐户里取出哪怕一分钱，因为觉得即使将一分钱取出，也是宰杀了会生金蛋的母鸡。甚至，每个月我还要从1200元的月收入里，提取700元进股市，资金省吃俭用，只花500元。那段时间，我几乎没给自己买过任何一个象样的东西。甚至对简潞，也什么都没给她买。而她那时，刚刚毕业进新单位，正是需要打扮的时候，而我却因对股票的极度狂热，而不愿意将钱从股市取出为她添置东西。这，其实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有所愧疚的。
      
       有时候仔细想想，我明白和我与简潞之间，确实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所以才会尽管最后分手，却毕竟在那么多艰难的时刻携手度过。



       我们彼此是对方的初恋，早在1993年我们就相爱了，那时我念大二，她念大一。
       如今我已人近中年，用我今天的眼眼看，那时候，其实我和它都还是小孩。时间过去得毕竟已经太久，我的记忆如今只能飘浮起一些的零碎的片断，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她一起去成都郊区新都境内的乡下找一个算命先生，那时我跟她认识刚刚不到一个月，手都还没有碰过。



       我是在迎接新生的时候与简潞相识的，利用我是学生干部的优势，让她参加学生会活动，然后一起吃了几次饭。当时的川大流行请“碟仙”，一次我就对简潞说：“碟仙算什么？我听说新都有个八十岁的算命先生，可以从一碗水里面看人的命运，叫做化水，要不，改天我带你去看看？” 简潞当即就说，“好。”



       一周后，我俩背着行囊，像来自千里之外的远方的客人，去的却只是距成都二十余公里的乡间。我们的打扮怪异而新潮，那时我刚刚二十出头，正是桀傲不驯的年龄，由于我小时候学过绘画，像很多爱画画的人一样，牛仔裤永远洗不干净，东一块，西一块，有着各色的油彩。简潞笑我是故意弄上去的，其实不是，画过油画的人都知道，稍不注意，衣服裤子上就会粘上颜料，免不了的。不过，膝盖部位的那个破洞确实是我故意割的，但我死活不承认，我说是一次旅行时被荆棘划破的，似乎这样才比较牛逼。



       因为走错了路，我们返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路过一户农家，正好在放起烟花，是那种过年过节常见的普通烟花。那时成都还没有禁燃爆竹，无论城乡，遇到红白喜事常放些烟火，记忆中，那年烟花特别多，我和简潞迄今也不知道那户农家为什么会放烟花，但那个晚上，那些空中绽放的转瞬即逝的花儿，异常深刻地嵌进了我们脑海里。我们都相信，那些飘渺的花儿是我们一生看到的最美的花。



       那次，回到学校，已经十点过了，我和简潞都舍不得就这么分开，在女生寝室楼底下第一次手拉着手，傻傻地站在树荫里，直到十一点，大楼即将关门，简潞的背影才消失在楼梯口。那时，我们是如何的彼此牵挂，你侬我侬啊。



       然而，这份曾经仿佛情比金坚的爱，到了1997年夏天，却显得那么习以为常。在股票巨大的引力下，尤其是在需要高度聚集注意力的短线操作下，我几乎忘记了曾经和简潞是那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毕业后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她住她们公司的宿舍，公司在郊区，我们几乎成了周末情侣。以至于有时候简潞会在电话里迟疑地问：“亲爱的，你不爱我了吗？”
      
       我说，“不是的，我在忙着为你挣大钱呢。”但我自己都知道其实这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我迷恋上了炒股，甚至挣钱似乎已经不是炒股的第一目标，体会买来卖去过程中的亢奋和激情，才是我迷恋其间的更深层原因。而那个夏天，恰是黑马突起，短线搏击的好时节。



       许多年后，我发现股市每一轮牛熊交替总是如此相似，那些被市场在牛市前期极度贬低的“垃圾股”，总会在牛市末期揭竿而起，无非是每次换一些题材，换一些借口，换一些理由。市场如同一个最无耻的奸商，一次次将劣质陈酒装在新包装的瓶子里，卖给我们，而我们却每次都甘之如饴。



       其实，由此还可以反推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当股市的高价股已经普遍涨不动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龙头股都无法再一呼百应了，往往那时，之前被忽略的冷门股绩差股会异军突起，而这从另一个角度在暗示着整个大市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盛宴即将散去，熊市即将到来。
      
       只是在1997年，我如何会知道这些？我每天以惊人的勤奋，研究公司每天的公告，寻找可能重组的黑马，起初，由于乱涨的垃圾股很多，乱抓也总能抓住几个，我依旧颇有赢利，但渐渐地，短线越来越容易失手了，即使是那些所谓黑马重组股，也往往是一买就跌，一卖又涨。到了9月，就只有极少数垃圾股还特别强悍了，其中最为凶悍的一只，叫做“石劝业”。



       今天，在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再次去寻找“石劝业”的走势图，这才意外地发现，“石劝业”早已经改名为“ST宝诚”，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它多次重组，多次改名，每重组失败一次，就换一个新东家，并随之换一个新名字，有多少散户曾被它忽悠过呢？有多少散户曾在被它的重组故事吸引，而后买进，而后套牢，而后割肉？当然，肯定也有幸运者从中分一杯羹，但他所分到的，其实是其他散户的血肉。时隔多年，那些多数的被损失者及那些少数的从中获利者，还有多少人记得它曾经的名字？每个人都是健忘的，我们其实常常忘记了那些吞噬过我们血肉的股票。



       如果说，行情末期必出妖股，那么“石劝业”就是那轮行情末梢最妖艳的一只，5月大市见顶后，它一直如同闲庭信步般做着箱体震荡，每到5元7毛就必涨，涨到8元就必跌，以它特立独行的姿态，轻蔑着指数和大盘，记得97年8月底，大市更为凶险，很多股票已经从顶峰坠下了不少，甚至长虹也疲态尽显，“石劝业”却突然发力，用几两个星期时间，上涨了40%，虽然40%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幅度，但那发生在哀鸿遍野的时期，如同一个白骨艳妖，焕发出魅惑的妖娆。



       作为那时的短线积极分子，我自然也在“石劝业”上分了点残羹，很幸运，我属于那种居然没在“石劝业”亏损的短线客，但就在我沾沾自喜之际，一个铁律应验了：股市如同无数个陷阱，当你侥幸从一个陷阱边擦过的时候，你很可能掉入另外一个命中注定的陷阱。



       清晰地记得那是1997年9月19日，星期五，命运在那一天，终于让我这个其实什么都不懂却自以为是的短线客，跌入了我命运里的陷阱。



       那段时间，尤于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追涨，我在“石劝业”上连续几次进出，都有惊无险，随后，我发现“石劝业”渐渐也有些涨不动了，反而是另外一只与“石劝业”保持联动关系的股票“昆明机床”，有些取而代之的样子，于是我没再买卖“石劝业”，渐渐将注意力放在了“昆明机床”上，那时的“昆明机床”也是一只臭名卓著的垃圾股，因业绩极差且含有H股，不符合96年97年大牛市的主流思路，而长期被边缘化。9月里，当石劝业拉开了垃圾股鸡犬升天的大幕后，“昆明机床”是积极跟进的一只，从3元多涨到了4元9，而后见顶回落。



       97年9月18日，石劝业结束为期几天的横盘，向上突破，19日，石劝业在中午时候，再次大涨近5%，大有上封涨停的迹象。我因在石劝业横盘的时候卖出了它，眼看它再次上涨，又急又气，急的是在上涨前夕被洗下了马，气的是已经涨了这么多，有点不敢再追。我灵机一动，看看之前一直紧跟石劝业步伐的“昆明机床”，连跌几天，此时在石劝业带动下，止跌回稳，各项技术指标都显示超跌，似乎是很安全的买点。



       19日是一个星期五，我是利用午休时间赶去股市的，下午2点还得赶回单位上班，因此，我必须在下午开盘后做出是否买进的决定。由于那时，石劝业仿佛很可能会涨停，并且“昆明机床”历来跟涨，且其中午涨幅并不多，大约只涨了不到3%，我想，抢进去吃一口，大不了星期一少赚点卖出。于是，下午一开盘，我就将所有资金，满仓买进了“昆明机床”，买价是4.25元。



       上天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买到了它在那天的最高价，几乎在我一买之后，它就立即下跌，先是跌到4元2，随后，我发现垃圾股领头羊“石劝业”突然拐头，不再做出要涨停的样子了，我暗叫不好，猜测资产重组股或许要开跌了。我猜对了，可惜却是在我已经做出了错误决定之后，而我们股市的特征，却是当天买进不许卖出，让你当天即使后悔也无法吃到后悔药。



       快1点40了，我多么想守在证券营业部的散户大厅里，继续盯着墙上显示股票价格的大屏幕啊，可是，我必须离开了，还要骑10多分钟的自行车，我才能赶回单位。我魂不守舍地走了出去，仿佛丢了魂一样骑上车，回了单位。



18，不懂得止损
      
           那次，也许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预感，我骑回单位，感觉象要散架一样，从来没觉得去那家证券营业部的路这么长，也从来没觉得做短线这么累，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不再做短线了，假如下周一无法赢利卖出，我就学着做中长线，倒也不是对昆明机床的未来远景看好，而是我深深厌倦了追涨杀跌的日子。



       一回单位，来不及喝几口水，耳边又是老童在喋喋不休地说新房子的事，他在单位混得不顺，因此朋友不多，我成了他最可靠的“树洞”，成天给我通报与新房有关的所有资讯，也不管我想听不想听。老童说，“修楼的关键是钱，资金一到位，速度就快。以前拖这么多年，就是一直资金不到位，财政不拨款，这次，据说我们部长不久后要升为省委副书记，所以啊，财政厅那帮马屁精，一下子积极了，拨款快得跟飞似的。”



       确实是很快，框架式的房子，架子搭得十分神速，我们单位所修的仅仅是个七层的住宅楼，不到9月，整幢职工住宅楼的骨架就已经建好了。



       老童的神经随着住宅楼的的节节拔高而节节兴奋，每次在办公室里和他老婆进行电话协商，眼神里都流露出一种平时没有的光亮。如今这年头，分房子都是没修好便开始分图纸，对于整幢大楼里的户型、楼层、朝向，老童通过反复借阅图纸并实地考察，早已烂熟于心。至于哪些人可能提出分房申请、哪些人可能排分靠前，老童也已经仔细预测过。



       省委各单位分房，历来是按工龄、职务、级别等加分，总分高的靠前，具有优先选房权。老童估计，除掉那些住房条件已经不错未必会申请新房的人之后，他因为工龄长、现有居住条件极差，排名至少居中，很有可能分到满意的套房。因此，老童脸上，成天就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但是，不久后开始正式受理分房申请之时，情势却大出老童意料之外。单位里凡是符合分新房条件的，几乎全部提出了申请。老童原本以为，很多身居要职的人，前几年都分到了黄金地段的一套虽然旧点但面积不小的房子，并且都花了大价钱进行了装修，没有必要这次又申请新房——因为住进了新房原来的房子必须得退，那原先的装修费就白白损失了——然而，事实却让老童大跌眼镜，老童不由得小声骂了句：“这些龟儿子，说小气又小气，说大方可还真大方！”



       另外还有些干部，原本历来高姿态，几年来，在若干场合多次申明不要新房。最典型的是XX处的马处长，他几年来多次主动表态：“我老婆那边分到的房子不错，我就不在咱单位分新房了，把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房子的同志。”为此他还受到过部长的赞扬。可是，真到了这时候，马处长等人却仿佛完全忘记了曾经说过的话，心安理得地提出了分房申请。这令老童特别义愤填膺。但是，别人符合分房条件，你大不了可以说他不守承诺，但你不能因此取消别人的分房权，老童无可奈何，只好唉声叹气。



       由于提出分房申请的人多了，形势自然越来越严峻，大家都没了安全感，不同的人对于分房打分的规则提出不同的有利于自己的建议，后来大家纷纷提议通过开会讨论，来确定最后的分房打分原则。那几天，老童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每天畅谈对未来住房的安排了，脸上恢复了不少郁闷之色。
      
       而我的郁闷，则在仅仅周末休息日过后的星期一，就果然如预感到的那样降临了。其实，人对于灾难往往是有直觉的，那天一开盘，昆明机床就迅速走低，我因为上班，无法到营业部去，只能隔一下会儿打个电话，每打一次电话，价格就又跌了两三个百分点，那时的我，还并没培养出止损的纪律，我有个那么几次想割肉的冲动，但又对自己说，“等等看，大不了真的做长线。”就在那样的纠结烦乱中，下午，当我再度打电话时，已经跌停了。



       4.25元买进昆明机床4700股，一共花去了我2万出头，是那时我的全部资金。要说1997年我作为一个新手，起初的投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从最初的2800元起家，虽说中间多次追加资金，但那2万里，至少一半来自股票上的收益。粗略算来，广电电子赚了700，海尔赚了2700，做短线赚了大约7000多元，股票总赢利1万余，总投入若加上6至9月又从工资里省吃俭用积攒投入股市的3000元，那么累积投入也是1万元。一个新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收益率达到了100%，远远超过同期的老童和蒋处长，我难免有些自信满满。记得当我帐户里的总资金第一次抵达了2万时，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啊，我将那些钱全部买成了昆明机床，在买的那一瞬间，我以为不久后这2万可以变成3万，再变成5万……如果更幸运一点，如果我万一能达到10万，那么，我将如同进入天堂。



       2万对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笔巨款，10万在那时，简直是我之前连想都不敢真想的奢望。我唯一没想到的是，这2万会在我帐户上停留这么短的时间就消逝了，它迅速恢复了1字开头，以一种与我预期相反的方向，急速变化。
      
       如果在今天，我会知道，当最狂热的短线爱好者都身心疲惫地打算做中长线的时候，那么，中长线也做不得了，因为整个系统即将崩塌，中长线将出现比短线更可怕的深渊般的亏损。只是那时我真不知晓啊。其实，不知晓的人又何止是我，每一次大熊市的降临，起初多数人不都以为只是短期回落吗？那些经验丰富的老股民照样被熊市包围，何况我这种之前并未经历过熊市的新韭菜？
      
       时至今日，我已经深刻明白了止损的必要性。作为散户，我们最容易的是陷入自我假想，并且是站在对我们有利的角度去假想。于是，每当我们被套了，我们不是承认事实，及早离开，而是在心里盘算着是否“主力”在骗取我们这些散户的筹码，并纠结于到底要不要上“主力”的当。我们把残酷的证券投机假想成了我们与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主力”之间的斗智游戏，仿佛我们是聪明勇敢的喜羊羊，而“主力”是愚蠢甚至有点善良的“灰太狼”，我们时刻迷茫于“散户都在抛筹码，到底是谁在接？”、“主力在打压吸货，我可不能让他得逞”、“主力持筹成本就在这里，那还能跌多少？”之类虚妄的牢笼里，而忽略了这个血腥的市场其实并没有主力和散户之分，只有多头和空头之分，或者输家和赢家之分。作为散户，我们在任何时候，第一要考虑的原则，是不能亏太多的本金，我们不是在和所谓“主力”打仗，我们是在和自己打仗，或许同时还在与其他散户打仗。



       因此，一旦我们的亏损达到伤及本金筋骨的时候，我们必须止损。


       但是，任何一种观念和规则，都是双刃剑，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止损观念，那么，就出现了有人专门利用别人的止损观念去赚钱，将价格短暂打压到多数人的止损心理界限，当别人无法承受而割肉时，他们欣然接下那带血的筹码。这也导致股市越来越复杂，面对复杂的股市，变，成为唯一不变的原则。不过，在多数时候，还是应当尽可能止损。
      
       其实，人生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何止是股市，无论职场或情场，何处不需要止损？在不适合你的职业上奋斗不熄，死而后已，那不叫坚持，而叫愚蠢；对不爱你的人穷追不舍，或苦苦守侯，那不叫痴情，而叫傻逼。



       而所有这些，曾经我全都不懂得。



19，生态链
      
       我那时候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不曾懂得，那就是，股市是一个生态链。



       我们这些股民，因为种种的人生际遇和巧合，或者因为传说中暴利的诱惑，投身股市，心里憧憬着通过投资与投机，或者赚钱，或者证明我们的人生价值，或者寻找自由自在，或者同时达到以上几个目标，正因为在这些美好前景的激励下，我们百折不挠，永不言败，却惟独没有仔细考虑过，股市究竟是什么？更没认真想过，股市是一个生态链，而我们这些小股民则处在这个生态链的最底层，这与我们的聪慧勤奋与否无关，而是一个很难改变的既成事实。



       在股市这个生态链里，处与最高端的是国家，它获得税收，盘活资产，无论市场盈亏，都立足不败之地；次高端是国有金融机构和公募基金，它们接近政策制定者，有时甚至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中端是私募机构，通过丰富经验和业内资源，获得超出常人的赢利机会。



       而作为普通中小股民，则处在这个生态链的最低端，并从其群体角度看永无翻身之日。更可怕的是，以上从中端到高端的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并非可以与低端相安无事，不加干扰，恰恰相反，他们必须吞噬相当多的低端里的个体血肉，才能生存。
      
       也就是说，低端里的中小投资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供中高端吞噬以维持生态链运行。换句话说，我们多数普通股民，来股市就是来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的。剥去种种面纱后，真相如此残酷，然而这恰恰是真相的属性。真相在古今中外，莫不残酷，可能人类这种动物，天生就是残酷的，又或许根源甚至在上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苍冷漠地看着动物们彼此撕咬，至死方休，整个过程里，上苍冷漠地旁观着，不予干预，任万物自生自灭。
      
       由于中端和高端群体在不断吞噬低端后急剧膨胀，食量更为惊人，因此，低端里的个体，每过几年，就会基本消耗殆尽一次，而那时，青黄不接，大饥荒如同瘟疫般散布开来，饥饿如此可怕，以至于肉食者之间不得不彼此捕杀，于是会发生中端被高端吞噬的案例，甚至次高端里的部分个体，也可能不小心被牺牲。那是鳄鱼与鳄鱼之间的撕咬，那是狂蟒与狂蟒之间的吞噬，而当那时，就是所谓熊市。在熊市末期，会出现最后的恐怖下跌，称之为股灾，多数中端个体在股灾中消解，部分次高端个体在股灾里毁灭，整个肉食者群体大为瘦身，使生态链的上层再度变轻，与此同时，经过几年休养生息，新的潜在中小投资者逐渐成形，于是，一轮牛市再度渐渐开启……这，就是股市，一个生态链的演变场，一个动物世界的微缩模型。



       每一轮牛市的结束与熊市的开启，表面上往往理由繁多，但本质上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只不过，这个本质理由，恰恰是高端利益群体所不愿意说破的。例如，1997年的牛市结束，学术派们可以将理由归结为传统的业绩成长模式见顶；又如，2001年牛市结束，所谓“分析家”们的理由则是，网络新经济陷入了低迷。以上理由，都冠冕堂皇，颇有迷惑力。仿佛如果不是那样，牛市就会延续下去，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当那轮始自1995年的牛市经过两年多的延续，进入1997夏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有投资意愿的普通市民，基本已经倾囊入市，生态链低端已经在短期内无法再有新生血液，再也维系不住中高端的运转，于是，牛市结束了。2001年的那次，道理也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牛市结束的理由可以千千万万，但最根本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短期内供血系统达到极限，无法再支撑生态链运行。至于其他那些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它们并非是错的，但其实是没意义的。因为那些台面上的理由往往早已发生了相当一段时间，当供血系统尚能维持的时候，人们往往无视那些台面上的理由，而当供血系统无法继续维持时，人们却又习惯于夸大那些台面上的理由，人性就是如此荒谬。
      
       1997年秋天，股市供血系统已经接近崩溃，经过两年狂热的“全民炒股”，城市里略有投资意识的工薪族，基本都已经买了股票，并且被套，基本没钱再买。而剩下那些没买股票的人，则因性格或经济原因，短期内根本不会考虑股票投资。所以那时，实际上市场已经再无新韭菜可割，意味着一轮漫长的熊市即将展开。但是，那时多数的中小股民，却还沉浸在随时可能反弹的梦想中，痴痴地等待着反弹赚钱出局。



       我就是那样痴情等待的小股民之一，比等待爱情更坚韧地等待着解套，全部心思都关注其中，对单位的事情几乎充耳不闻，毫不在乎。地球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便停止运转，而机关单位，更不会因为少了一个螺丝钉的关注便改变什么，事实上，那段时间，关于新房的分配之争，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自从新楼的骨架搭好之后，关于如何排队如何打分的争吵就没有消停过。一直吵到了11月。这时，新楼不仅框架齐全，连墙壁、窗户都弄好了，但还是没吵出个名堂来。眼看着离竣工日期越来越近，部里决定召开一次全部职工大会，讨论分房的打分细节。我们这些年轻人虽无分新房的权利，但也都列席参加。



       旁观者清，会议上，我很快发现，诸如马处长等少壮派，尽管工龄不太长，但处于重要职位，权力大，较之于老童等工龄长权力小的人而言，明显占了优势。可怜老童却当局者迷，浑然不觉，还在据理力争，脸都争红了，象斗架的公鸡一样。其实连并不聪明的旁观者随意一瞥，也早知道了这斗架的结果。



       果然不出所料，会议结束之际，议定了一条标准：按照职位高低，从上到下选房，在相同职位下才考虑工龄因素。老童脸色煞白，回到办公室，连吃两粒救心丸。
        
       随后几天开始选房。马处长等人自不必说，就连一些工龄远远低于老童的人，因为是实职的副处长，带着个“长”字，比“副处级调研员”要高出半级，所以纷纷在老童之前选了房。老童开始是天天生闷气，后来渐渐似乎又麻木了，甚至偶尔还有些小小的高兴——因为这房子的好坏，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标准，所以，排队在前的人选中的房间，在后面的人看来不一定都是好房间。比如马处长选了四楼一个110平米的套间，虽然楼层好，但客厅的光线被前面的楼房遮着，即使白天也得开灯才明亮，所以，老童心里暗暗发笑，觉得马处长实在是白白地先选了房子。



       终于轮到老童选房了，老童立即又异常兴奋起来，和老婆多次到现场反复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七楼坐北朝南的一套房子。这次修的楼，总共七层，90平米的套间，如今只剩下七楼还有。不过，老童觉得也很不错，毕竟住上了宽敞的大套间，比起以前全家人挤在那个小房子里，实在是天壤之别。何况，房间很明亮，让人心情舒畅。另外，在闹市区，七楼安静、灰尘少，未必就不好，唯一不足是爬楼有些累，但老童自我安慰说，正好加强一下运动，有些人年龄大了会懒得运动，“我住七楼以后，就可以督促自己想懒也懒不成”，说完，老童竟开怀畅笑起来。



       我坐在老童对面，看着笑得满脸全是皱纹的老童，突然感到一阵辛酸。在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份辛酸的含义，但今天，回过头看，我突然明白，其实人生即使不炒股，同样也置身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生态链里，无从逃避，无从躲闪。尽管当年，年轻的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我依然隐约触摸到了这份生命的悲凉。



20，股评家      
      
       那之后的一两个月，老童每天都在忙着规划他的新房装修，尽管，其实要到春节后才交房。而我呢，则每天忙着分析昆明机床的走势，然而它却全然不理睬我的所谓分析，自顾自一头往下，不断创出新低。



       97年12月底的时候，我的昆明机床已经套了三个多月了，对于一个经历了一段频繁短线交易的新手来说，三个月的持仓显得特别漫长，但是，那时我一直有个幻想，那就是，既然自己之前广电电子被套，靠着耐心不仅解套而且获利了，那么，这次在昆明机床是，我也应该能解套。这种自己给自己的期许，使我完全没意识到，此一时彼一时，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又如何还能简单地类比呢？



       咱们普通股民炒股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幻想，尤其爱用自己曾经的某次成功操作，作为幻想的依据。其实，那是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那次成功进行了模式化，并变成了自己内心的偏见与成见，使我们如同喜欢追赶自己尾巴的小猫一样，在追寻内心成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确认，从而迷失了方向。



       在如今，我发现，偏见与成见是人性的一种，几乎是不可克服的，而无数个体的偏见与成见，共同组成股市里常见的流行病和偏执病。投资者必然有偏见，于是股市必然阶段性陷入偏见的暗角，这是理解股市种种非理性变化的关键，也是理解整个金融市场的玄机。当然，理解了并不见得就能做得好，“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有时候是对的，波浪理论的创始人江恩却破产而亡，知道太多，并不见得就能有个好结果。许多只关注技术的趋势交易者，他们或许对股市并无很深认识，但严格按照个股趋势执行纪律，遇突破就追进，遇跌破均线就离场，这样做并不需要对股市有很深认识，却恰恰能从股市赚钱。因此，有时候我也在感叹，炒股这东西，实在微妙，难以言说。
      
       回忆那次我在昆明机床上的迟迟未能止损，还有个原因是受了股评家们的鼓惑。作为新股民，难免迷信所谓“专业人士”，尤其是那种出现在电视上的“权威”。中国人对那种出现在正规公共媒体上的面孔，是特别容易盲从的，即使是我这种内心其实很有个性的人，在进入股市不久的那些阶段，也是每天坚持看电视股评节目的。97年从下跌之初到年底，绝大多数股评家们都在一次次呐喊着“抄底”，仿佛你今天不买，明天就会痛心疾首。正是在那种氛围下，多数股民如同温水里的青蛙，渐渐被煮得无力跳出。
      
       在今天，我想尽可能用客观之心，去说一说所谓股评家。中国最出名的股评家，十年前是谁？他们如今在哪里？又还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甚至，不需要十年，哪怕只是五年，又有谁还依然活跃？可想而知，如果一个职业连五年的持久力都无法达到，这个职业的虚妄度多么触目惊心。


       而且，如果将一个股评家说过的话，连续记录三年，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在不断地自相矛盾；又如果，将一个股评家所推荐的股票，连续跟踪统计三年，你会发现他亏损远远超过赢利。事实上，我们所有中小投资者中，有几个人上靠听了股评家的话，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如果按照股评家说的做就能赢利，那么，中小投资者的赢利比例，不至于是十分之一了。所以，这从结果上反证出，股评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言论对于中小投资者获利，是完全没有正效益的。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还需要股评家这个群体存在呢？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直到我领悟了股市是一个生态链之后，才随之明白了股评家的价值。
      
       我们知道，股市这个生态链，要保持运转，就必须不断将作为食物链底层的中小股民拉入股市，如何才能不断将不炒股的寻常百姓变成股民呢？这一方面需要有赚钱效应，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各种道具和途径，才能充分吸引新人。



       电视股评节目，由于利用电视平台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因此，是吸引不炒股的人变成股民的最佳渠道之一，而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不可能没有嘉宾去说话，否则节目就会缺乏权威性，缺乏专业感，本质上也就缺乏了迷惑度，所以，必须有嘉宾侃侃而谈，才能达到通过电视节目不断为生态链引入新的血液的目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我们才会发现，股评家的知名度其实和他们的正确率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去监督和统计过每个股评家的正确率，甚至也许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所以，股评家们最重要的素质，是口才和装做权威的能力，甚至是娱乐性。
      
       也正因此，这个筛选机制决定了真正优秀的炒股高手不会去当股评家，而当股评家的那些人则多数并非炒股高手。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其本质在于这个生态链的分工，无论是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及分析师，还是电视上的股评家，他们在这个生态链里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真能帮股民获利，而是能吸引到更多新人参与。因此，资本市场的所谓“专业人士”，其实他们的专业是将人拉进股市，而并非股票投资本身，多数证券专业人员炒股实战水平低得惨不忍睹，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一个新股民一旦多次对股评家失望，他渐渐就不会再看股评节目了。事实也确实如此，看股评的人都是新股民，老股民都不看股评的，但是，生态链残酷的一面又出现了：股评节目根本不需要老股民看，甚至根本不在意老股民，因为你一旦成为老股民之后，炒股已经成为你的生活习惯，你就再也跑不掉了，你的钱就永远在股市里流转。生态链在意的是新股民和暂时尚未炒股的潜在股民，股评节目真实的目标人群也恰是他们。至于你们这些老股民，任你们自生自灭吧，爱看不看，谁在乎。



       多么冷酷的生态链啊，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时，我的心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恨，甚至没有波澜，而只是，有着深深的疲倦。我平静地讲述着这些，记忆里那第一次深度割肉，渐渐再度清晰，97年底，昆明机床跌到了3元2左右，而且整个股市跌跌不休，看不到希望。我在98年初将它割了，每股亏损1元1毛，共亏5000元，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2万元，又只有1万5了。
      
       时间确实是过得很快的，我的1997年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过去，我的1998年随即迷迷糊糊地到来。记得1998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1月23日就春节放假了，我们单位发了些年货，清单如下：金龙鱼牌色拉油一桶、大米一袋、阿尔卑斯巧克力糖一铁盒、腊肉十公斤、香肠十公斤。另外，每个职工两千元过节费。



       以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时常听一些传闻，“某某银行年底每人发三万元啦”、“某某工商局春节压岁钱三万啦”，或者，“某某机关年终红包每人两万啦”……大学生容易轻信，当时我毫不怀疑。如今想来，都比较可疑。我们单位在省委机关里待遇中等偏上，也不过如此，有些机关应该更差。当然也有些效益好的单位，不过应该也多不到哪去，否则大家早就闹开了。



       春节前几天十分清闲，每天都是看报。拿着年货，喝着香茶，等着放假，这样的生活不能说不惬意。在这种惬意中省视自己，我更清醒地发现，我之所以想辞职，不是嫌公务员钱少，事实上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上已经是中等偏上，何况还有稳定的福利；更不是嫌这里有什么辛苦，我们的工作，算是够悠闲的了；也不是嫌这里没有机会、没有竞争，事实上，机关里暗流涌动，处处都有竞争……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恰恰在这里——这里的竞争，不是我喜欢的竞争，这里的机会，不是我想要的机会。所以，我时常感觉到一种来自心灵的痛苦，这种痛苦与股市割肉的痛苦扭合到了一起，令我更为颓废，仿佛对什么都失去了激情。



       或许，正是为了让我从这种颓废中出来，让我有一些家庭的责任感，简潞主动对我说，“我们有空去扯结婚证吧。”那时，还没有裸婚这个词，但却是事实上的裸婚，我们有两处住房，但都是各自单位里的临时合住宿舍；我们有两辆车，但都是自行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98年春节后不久，就欢欢喜喜地结婚了。婚后简潞公司比较有人情味，把她那间宿舍分给她独自住，我搬过去，在门上帖了个喜字，简单办了几桌酒席，就完成了结婚形式。

张维

21，小贾
      
       结婚之后，我的生活并无太大改变，除了住得更远，上班要骑四十分钟自行车之外，其他一切照旧。不过，工作方面，倒是出现了点新鲜事儿，那就是，我们单位98年春节前后，再次要招录一批公务员。这次是招6个，其中我们处有一个。


       与以往的全省公务员考试一样，春节前是统一笔试，春节后则是各单位自行面试。我们单位的面试就在部里的会议室进行，许多同事都好奇地主动去旁听了，包括我。报考我们处的人里，有个叫 “贾明武”的，给我留下了印象。一眼看去，让人觉得他似乎是天生就该走仕途的那种人：脸上总带着谦虚谨慎而又特诚恳的微笑，不多言语，但说起话来总是头头是道，抬手投足十分沉稳。后来才知道，他在原单位就在人事部门呆着的，怪不得历练出一身小官僚气息。当时我有预感，很可能通过面试的人有他。
      
       其实，对于谁被招进来，我并不特别在意，我所在意的是，希望能让新来的人接手我目前的工作。自从96年进单位以来，我一直干内务，基本提高不了业务能力。和我同年考公务员进单位的五个人，别人都没干内务，惟有我在干，显得有些不受重视。如今，既然我们处新招了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是最佳的将内务工作转移出去的机会。


       我的烦恼在于，该不该去向蒋处长说说。趁着新人还没来正式上班，我提前将意思表达出来，或许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当然，去说或许也不好，仿佛工作挑三拣四，这就有些需要权衡利弊，我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下不了决心。


       转眼三月就到了，新招录的名单已经正式公布，我们处招进的，果然是小贾。对于新进公务员的安排历来是这样：如果还是应届本科生、应届研究生，那就等7月毕业后正式报到；如果是已经工作了的，则招录后立即办理工作调动。小贾不是应届生，因此他很快就会来上班，对我而言，再不能继续犹豫了，万一蒋处长根本没考虑内务的事，我不提醒一下，小贾来了之后，直接就做与内务无关的工作，只怕到时候想换更加麻烦。
      
       于是我找了个周末，提了两瓶酒，去看望蒋处长。


       进屋之后，我打量了一下蒋处长的家，真的十分简单。蒋处长的老伴在中学教书，两个儿子都三十多岁了，不再在家里住。蒋处长很客气，给我泡了杯茶，一起聊天。蒋处长说：“小雷啊，你很上进，很懂事，我自己儿子要有你这么挣气就好了。”我当然回答：“哪里那里。”这么客套一番之后，我提出了不干内务的想法，蒋处长委婉却很坚决地拒绝了。


       我心里失望极了，一大心愿，显然就要落空，不禁心情变坏，发了几句牢骚。蒋处长一下子严肃起来，批评了我几句，说：“小雷啊，你这个年轻同志，很聪明，也很有才，但是干工作拈轻怕重，还沉迷炒股，要不得啊，我们年轻那时候，干工作那可是从来不讲条件啊。”我心里想：“我和你是两个时代的人，干嘛要我和你们年轻时比？没有可比性嘛！要比，就跟同龄人比嘛。”可是，这话说出来就又显得计较了，只好不说，气氛变得稍微有些尴尬，我不便久坐，于是告辞。


       蒋处长明显地并不想收下两瓶酒，但显然怕拂了我的面子，勉强还是收下了。过了两天，蒋处长找了个机会，提了两盒礼品咖啡，趁中午没人的时候拿到我办公桌前，说是自己的老战友送给他的，他喝不惯咖啡，送给我，免得浪费了。我知道，蒋处长是不想欠我人情。我想，这次去找蒋处长，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弄得蒋处长对自己印象差了许多，实在是得不偿失。看来，在机关里确实要学会被动地等待，主动了不好。被动一点，反而少很多烦恼。什么东西都是上级发给你的，他要给你，就是你的，他要不给你，你要也要不到，不如不去要。
      
       三月中旬，小贾就来报到了。这个年轻人，比我刚进单位时还要兴奋，还要认真。他住得远，上班要骑一小时自行车，但每天都做到了全单位第一个上班，风雨无阻。这一点，比我强多了。我刚来那个月，开始几天上班很早，可是，不久就觉得并没什么人注意，于是渐渐也就随大流，踩着点儿上班了。如今看来，并不是别人没注意，大家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大家都注意到了，偏偏不说，就看你能坚持多久，当你坚持到让他们吃惊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他们的注意表达出来。我当初毕竟是才毕业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小贾则显然深谙此道。


       这个小贾，别看其貌不扬，但满脸诚恳，稳重踏实，谁让他做事都会觉得放心。穿着上，不时髦，但干干净净，很适合机关需要。每天，他的头发都整理得一丝不乱，皮鞋一尘不染，他仿佛一支擦得呈亮的钢笔，随时准备着被领导使用。
      
       我在那时，毕竟已经转正，相对于小贾他们这几个新招的尚处于试用期的公务员来说，就算是单位的“老人”了，所以，我对小贾，说话是有点居高临下的，然而小贾一点也不介意，总是笑眯眯的，其态度之友好，弄得我不忍心继续居高临下了。


       何况，小贾的工作态度，连我也觉得没得说。一方面认真完成蒋处长交办的工作，鞍前马后地跑，博得了处长的好感，另一方面，即使对老童和我这种无权人士，也不疏忽，时常主动问有什么需要做的。仔细算来，小贾做的事其实并不比我多，但给人的印象，却积极很多倍。所以，到了后来，不仅蒋处长总说小贾的好，其他人也都这么说，“XX处今年招进来那小伙子，真是非常不错。”


       这话有个潜台词，意思是上回招的我，便算不上“非常不错”，一来二去，小贾就把我给比下去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乎，因为我本来就一直犹豫于是否干这行，甚至内心深处从来没打算干一辈子公务员，所以，对小贾的表现是否在我之上，说实在话，并不太在意；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有些不爽。“破罐子破摔”其实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我索性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炒股上。
      
       然而炒股和干其他工作不同，其他工作，基本上都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惟独炒股，付出越多收获不见得越多。尤其在大熊市，最好是对股市毫不付出，看都别看股票一眼。但那时的我，却如同缘木求鱼，热切地盼望着抢每个反弹，辛辛苦苦地买来卖去，结果却越亏越多，连续好几次短线失手后，1万5就只剩下1万2了。这再次悲剧地证明，在股市，绝对不能奢望去获取每个小机会，恰恰相反，必须抓大放小，主动过滤掉所有小机会，而只耐心等待大机会的到来，越懒得越好，越无为越好。


       有舍才有得，股市里真正能使你告别贫穷分割线的机会，绝不是在熊市中不断试探，以图幸运地捕捉到“苏宁电器”来获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穷人多，富人少？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太渴望寻找类似于“苏宁电器”这样的逆潮流个案了。甚至不少愚蠢的人常常说，“牛市赚钱不牛逼，熊市里能买到苏宁电器那才叫高手”，这是多么无知的话啊，能堪破牛熊分野，能分辨出牛市的来临，并积极顺应牛市趋势，这才是投资的基本功和正途，不立足于从鉴别牛熊入手，却渴求抓住极其个别的特例，这类似于旁门左道，本质上是人心之中的自大与膨胀。然而，那种自大却恰恰是多数人共有的心理，正因此，通往财富的道路才如此艰难，你不但要忍受失败的打击、奋斗的苦痛、世事的艰辛，还要忍受所有自大膨胀的人对你冷嘲热讽。到最后，你发觉你身边只有空空的旷野，你独自行走，寂寞而略带悲伤，慢慢地攀登在没有尽头的山脊上。


       禅宗六祖从五祖手里接过袈裟之后，披星戴月，连夜潜逃，以免被其他人追杀。从古到今，我们听到无数充满浪漫主义的说法，于是我们相信人定胜天，相信战胜命运，相信爱，相信和平，相信“蜘蛛侠”这种特例的力量。但是，我们多数时候却不曾明白，这个世界是由无数自私的心灵组成，当六祖拿到袈裟时，就意味着其他的人失去了荣耀和财富，这样一个跳出三界外的佛门还充满了凶杀和贪婪，更何况我们的尘世。世上偶有特例，但对多数人无意义，作为常人，我们一切行为的模式，都不应以个案作为复制模板，而时刻要谨记最普通的规则，因为最普通的，才是对我们有效的。



22，信使
      
       股市如果始终只是给参与者带来痛苦，那么其实吸引不了任何人，它的诱惑力在于，总会在你接近绝望的时候突然给你一点甜头，如同黑暗中的星光，让你再次看到希望，不甘就此罢手。


       1998年4月初，就在我资产缩减到不足1万2时，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炒股，并第一次萌生了退出之心，但就在那时，两只新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上市了，由于这是新生事物，老股民多数在过去的“老基金”上栽过跟斗，个个将信将疑，只作壁上观，而我这个“次新股民”，那时依然胆大，一看价格这么低，于是在“基金开元”4月7日上市的第一天，就以1毛3的买价，满仓杀了进去。其实我完全没想到它们会受到市场热炒，仅仅第二天盘整了一天，第三天就迅速涨停，第四天再度涨停，价格达到了1毛6，我在狂喜中欣然卖出，帐户资金再次迅速恢复到了1万5。陡然间，再次踌躇满志，自信爆棚，深信自己终于苦尽甘来，找到了未来持续赢利的钥匙。


       其实，在金融市场，经常会有人在短期内创造暴利，但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把观察周期拉长，那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暴利不太久后就会被抹平。因为，创造暴利的操作一定蕴涵着巨大的风险，经常追寻暴利必然同时意味着经常冒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交易者的操作结果往往和他的操作习惯紧密关联。


       这就正如一个人如果每次见顶都能成功逃离，那么，他必然也每次见底大多未能抄底，并且，往往其实还没到头部他就早早出局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谨小慎微，那么就不可能经常逃顶。反之，一个交易者经常能短线投机迅速获得暴利，那么他必然也时不时会马失前踢，周期性发生几天内突然损失30%左右的巨痛，因为，如果不是冒着这种风险进行博击，他也就必然不可能时不时赢得暴利。


       从这个角度讲，短期的暴利其实什么也不意味着，除了极其个别的做到了能稳定累积短期暴利的天才型大作手之外，多数人并不能靠着短期快速暴利做到长期保持资金曲线上升，那么，你帐户资金短期波动的剧烈无非使你内心的波动也相应剧烈而已，你可能会更激动，可能会有更多的彻夜难眠，甚至可能会早生华发，并在暮年时更易与心脑血管疾病结缘。除了这些，还能如何？然而清醒却并非快乐，了然却徒增伤感，反而是1998年4月初，我买的基金在三天里20%上涨，带给我的喜悦与自得，令我无限感怀。记忆中卖出基金的那几天，我连骑车回家都要哼着小调。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世间仿佛不仅能量保持着守恒，甚至连开心与郁闷也保持着总量上的平衡。98年4月中旬，全省党代会召开，省委书记离休，但新任书记并非像小道消息盛传的那样由省长接任。而是由中央派来了封疆大吏。一个罗卜一个坑，如此一来，产生连锁反应，我们部长原本如同囊中之物的省委副书记职位，无可奈何地轮不上了，部长岁数也不小了，这次无法升迁，据说只好等过些天调动到临省当政协副主席。


       四月末的一个中午，我在省委大院外面的马路上，与部长迎面相逢。印象中，以往每次看到他，要么是前呼后拥，要么是轿车相送，从来没有像那天这样，就他一个人，如同其他普通的老人，微微耸着肩，低垂着头，沿着大院围墙外的马路沿，悄然地走着。


       我一向不大跟领导套近乎，何况面对的是一位与我地位相差如此悬殊以至于连套近乎都显得无意义的省级高官。我们部长是省委常委，除了部里的工作，还要处理很多其他事务，除了为数不多的全部干部大会，多数普通干部是并没多少机会与部长打照面的。所以，我估计，部长八成不认得我。换做平时，我把头一埋，也就过去了，可是这次，我却有些心中不忍，于是离得很近时，主动打了个招呼，“X部长，您好！”部长本来低着头，仿佛在想什么，听到招呼，抬起头来，友善地朝我点了点头，笑容里有着平时少见的如同邻家老人般的慈祥，而且那眼神，似乎他竟依稀辨得出部里有我这么个小干部。


       擦肩而过之后，过了一小会儿，我往回看了一眼。部长已经离得很远了，高大的法国梧桐排在马路沿上，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使部长的背影被衬托得很小，他远远地独自走在成排的大树下，那景象，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些感慨，那么多人，在为了小小的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可是，即使走到了省委常委这样的级别上，依然有那么多把握不了的东西，想想，令人惆怅。
      
       然而，想得明白并不意味着就舍弃得下，其实，机关单位里多的是聪明人，面对人世的无常，许多人肯定比我感慨更多、体会更深，然而，即便悟透了又能怎样？感慨之后，面对现实利益，我们依然只能像狗见了骨头一般，去争，去抢。就如我们经常明知道某些股票是垃圾，但我们依然去买，原因仅仅因为我们认为有人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我们手中的垃圾。投资术语上，这叫“博傻”，并常常被嘲笑。然而，请真的不要去嘲笑“博傻”，因为在生活中，那么多不炒股的人，不也在用比股市更夸张的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博傻”吗？


       人终究是无法战胜欲望的，这或许便是人生常常悲剧收场的缘由。就如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手里的股票很可能会跌，但却依然不断寻找不跌的理由，怂恿自己冒险坚持一下，希冀着在坚持的最后一秒迎来大涨。可见我们都并不愿意正视各自可能面对悲剧，屁股决定脑袋，用各种方式极力为自己的置身其中的生活与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因此我们才总会挖空心思为自己已经买进的股票寻找无数持有的理由。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股票和生活的辩护人。


       但同时，每个人又都是一名信使，向世界泄露他的那种生活中暗藏的秘密。这非常类似于股票的K线，一方面，K线本身就是当事者与辩护者，但同时，它又是泄密者，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与视野。1998年4月，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下部长寂寥的背影于我而言就是一个K线组合般的信使，察一叶而知春秋，观滴水可见沧海，冥冥之中，仿佛有个声音在我耳畔说，最繁华时最苍凉。



23，分房         



       五月中旬，新部长就上任了。或许是为了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同志，创造更为和谐的局面，新部长百忙之中对部里的分房收尾工作，简单做了批示：搬进了新房的同志，退出的旧房，由尚无住房的同志申购，原则上凡已婚职工，不管进部时间，工龄长短，均可提出申请。



       这对于新部长来说，只不过是拿起签字笔写一行短短的字，但对于我们这些机关小干部来说，则简直如同上帝之手打开了一扇幸运之门。早在分新房的时候，各种版本的传闻就说，新进单位不满三年的职工，按惯例是不大可能参与旧房分配的。我进单位不满两年，资历很浅，看看老童为了房子等了整整8年，我压根没敢想自己才进单位不久就能轮得上一套房子。然而，幸运却如此意外地降在了我们头上。



       我们单位其实已经多年没有新进员工了，96年和98年这两批考公务员进来的10个人，是近五年来仅有的新人，其中，多数都是已婚，甚至连岁数最小的我，也在几个月前结婚了。惟独还有一个人，小贾，目前单身，尚无女友。



       小贾听到了风声，先是紧急打听是否必须已婚的才能分房，期待着能网开一面，那几天，他第一失去了进单位以来的脸上惯有的镇定，眼神焦虑，连平时梳得一丝不苟并打上发胶的中分发型，也乱糟糟的如同鸡窝，显然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但仅仅一个多星期后，他就迅速恢复了常态，依然每天第一个上班，依然每天将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过了一个星期，他竟然找到了女朋友，一个只有初中文凭长相也很一般的农村来的姑娘，好象在一家餐馆里当临时工，他和她恋爱了两星期，然后就扯证结婚了，随即符合条件地提出了分房申请。



       对于小贾这种明显急功近利的行为，我有些不耻，原以为其他同事也会和我一样感到厌恶，殊不料多数人却对小贾却是褒大于贬，私下里说，“这个人不简单，能忍，将来能干大事。”就连老童，关起办公室门的时候，也和我谈及此事说：“君子省时度势，忍常人不能忍，我们不能让大势来适应我们，而只能去主动适应大势，小贾这步棋，是走对了，时间这么紧，找个条件好的找不到，那就先将就一个，房子到手几年后，哪怕离婚分一半出去，也是赚了。”



       听着老童这么说，我哑然失笑，发现那时的我在人群里，或许在价值观上真的是一个另类，是绝对的少数派，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把我的诧异表现出来，而只能点头称是，免得别人发现我是异端。但尽管如此，我却相信自己站在真理那一端。      



       多年以后，我却对此感到了迷惘。什么才是真理的那一端？



       股市投资终于深深地改变了我曾经的许多观念。在股市，我们第一强调的是“顺势”，顺势而为，犹如探囊取物，逆势而动，却像风中持烛。因此不可执固，否则会被摧枯拉朽。于是，不管这个“势”埋葬我们多少理想多少美好的设想，我们都不得不随风而动，因势利导，在趋势面前，没有理想和真理四字！



       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渐入交易之道。或者说，才能赚大钱。



       但是，这样真的就是投资的意义所在吗？或者说，投资的意义真的只是赚钱吗？



       所谓“市场永远是对的”，说起来好听，但本质上其实就是放弃自我的原则，“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为了赚钱，为了跟随市场，我们必须丢掉自己的固有的投资准则，放弃自己不符合市场需要的思维，甚至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对善与美的基本理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但是，如果往深处想想，其实这是多么的功利啊，股市以最为冷酷的功利性，在随时贯彻着“趋炎附势”四个字，只不过，一旦置身股市，似乎赚钱就天经地义地成为第一目标，于是，在股市，“趋炎附势”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甚至连质疑都无必要，并被美其名曰“顺势”。股市，其实真的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势利，也更凉薄。   

   

       而在比股市更广袤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的碰撞，因此“趋炎附势”在多数时候，至少在人们口头上，是贬义的。然而，在人类漫长河流的暗涌里，实际上“趋炎附势”却又是自始至终贯穿全部的潜规则。那些史书中的“外圆内方”，那些典籍里的“外用儒术，内用黄老”，都在用最冠冕堂皇的话语，悄悄传递着“趋炎附势”的真章。所以，在某些时候，在那些深谙真章的人眼里，小贾那样的人，才站在真理的那一端。   

     

       这是我直到今天，所依然困惑的。人生中什么才是值得？是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者？还是固守自我坚持理念哪怕代价是甘当一个世俗眼里的弱者或失败者？困惑令我感到佣懒，因此这一章的文字让我迟迟难以落笔。此刻，我写到这些的时候，窗外夏风寂寥，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来收拾往事，姑且继续记录那流水年华。

        

       我们年轻干部选房是在98年7月下旬，我父母很高兴，给了我一大笔钱。所谓一大笔，其实也就六万。小贾由于岁数比我的大，大学毕业后的总工龄比我长，因此尽管他是突击结婚的，比我晚交分房申请，依然在我前面选了房，我是全部最后一个选房的人，好在那时房源比人数多，轮到我时都还剩余了三套，我依然有选择余地，我选了一套面积60平米的房子，很旧，1959年修建的省委老宿舍楼，买断全产权，在1998年的花费是3万1千。由于这个价格很低，我给父母慌报为4万，他们自然一点也没怀疑。我还另要了2万元的装修经费，于是到手6万。这对于当时的我，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当然不舍得将这天文数字闲置，立即做了个计划。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由于选房和交房款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估计要8月中旬才交房款，因此，我这20多天，我可自由地将这笔钱投入股市，假设我赚20%，就能到手1万2，那将是多么美妙！在那时，获得一笔炒股的资金，比获得一套房子，更令我欣喜若狂，我在夜晚默默地望着星空，以为老天也被我对炒股的热爱打动了，所以才终于让我有了再次在股场战斗的武器。我怀抱希望，美美地笑着，进入了梦乡。

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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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

24，第一次破产
      
       梦乡往往仿佛是纸糊的，一捅即破，又如同一个精致的瓷器，被现实轻轻一推，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如今，在许多论坛，我经常能看到许多新股民，立下目标，“要的不多，一个月赚20%就可以了。”每见这些豪言壮语，我总是哑然失笑。但是，我并非嘲笑他们，而只不过是会想起那年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多破灭几次，就会知道20%的艰难。并不是说这绝对就做不到，遇到合适的时机，一个星期里股票连续三个涨停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大行情开启的时候，一个月赚60%也不算稀奇。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月赚20%会是常态，更不意味着它可以是一个预期的目标。
       一个人，假设他有10万本金，遇到行情来临的时候，一个月赚20%确实不难。但是，问题在于，你并不能确定行情何时降临，多数时候，行情总是迟迟未能出现，于是你每个月的操作，总会做多错多，本金不断消耗，往往只要半年，你的10万本金就只剩余5、6万了，这样，等行情真的来了，即使你真的做到了月赢利20%甚至更多，但也无非是从5万恢复到7万或8万，相对于起初的投入，其实是亏损的。但多数人却往往只强调他某个月赚了30%或更多，却忽略了更多月份中的亏损。人们总是用选择性的失明，来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其结局大多数都是悲剧。
       98年，我就是陷入了那样的悲剧里。我从没仔细审视过自己炒股以来截止当时的总收益是负的这一客观事实，却不断在头脑中强化曾经多次一周赚了20%以上的经历，并由此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能用那6万迅速赚1万多。如同一个赌客，我担心的不是会不会输，而是能不能搞到钱来参与。这6万加上我之前帐户内的1万5，整整7.5万，是我帐户炒股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数字，我看着这个数字，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喜悦，甚至假想着万一有可能的话，简直想要放弃买那房子，而宁可看着这数字在帐户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记得98年7月22日上证综合指数是1316点，那时，股市大有见底反弹的架势，让人以为曙光在前，我满仓进去之后，先是稍微赚了点，帐户达到了8万元，但随即，股市就牛皮整理起来，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先出来观望一下的时候，突如其来地，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降临了，抗洪成为98年最大的历史事件。起初，股市依然顽强，人们也普遍相信自然界的洪水不可能冲到股市里来，但从8月6日起，股市终于如决堤的洪水般一泻千里，短短8个交易日，就下跌到1100点。我的帐户也随之缩水，8万回归到7.5万，而后缩到了6万，我由赢利变成了损失20%多，也就是说，如果把那6万刨掉，我之前的本钱已经亏损殆尽。
       然而此时，单位买房的最后交款日却已经到了。
      
       该怎么办呢？股谚说，暴跌之后必有反弹，何况是在低位下的暴跌，更何况是急跌。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在告诉我，只要稍微坚持一下，稍微忍耐一下，我至少能回本1万元。但是，房款却不能不交了，我一时六神无主，乱了阵脚，8月17日清早，去上班前，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简潞。本来我想的是：希望发动她，向娘家借一点，然后我们各自再向同学朋友借一点，凑足3万1，暂解燃眉之急。但是，不说还好，一说，简潞就变了脸色，结婚后第一次哭了起来：“我娘家的经济情况你也知道，是没什么钱的，有件事我之前没跟你说，几个月前我哥想买房，向爸妈借2万，爸妈都出不起，悄悄问我能不能从咱们这先凑2万帮一下哥哥，可我刚工作手里哪有余钱？至于你，炒股以来哪还舍得把钱从股市里往外掏？所以，我没把这事告诉你，就悄悄回绝了我爸妈……为这事，我爸失望极了，在电话里说，女儿嫁出去了就真的是泼出去的水了，每想起他这话，我都忍不住偷偷流泪，只不过一直没让你晓得……而现在，你居然还倒过来想让我帮着借钱继续炒股，我跟你说，绝对不可能，咱既然手里的钱还够，为什么要借？而且不仅不借，装修的钱也得马上取出来，免得继续在股市里亏个精光！”
       在那一刻，我竟然没为简潞的泪水而内疚，却抓耳挠腮，为连装修的钱也要提前取出来而愤懑。8月17日上午，我割肉卖出了足够交3万1房款的股票，却依然没舍得将装修的钱也提前卖出来。晚上，很晚我才回到简潞的宿舍，隔着窗户，我看到屋里黑黑的，没有开灯，还以为简潞不在，但打开门，走进去，却发现简潞蜷缩在床上。月光从窗户洒进来，虚无地摇曳在简潞清丽的脸上，简潞的眼角有着泪痕，眼神空空的，她望着头上空空如也的单身宿舍房顶，仿佛灵魂已经游离出了躯体。我心里突然涌起巨大的悲怅，紧紧将简潞抱在怀里，喃喃地说：“3万1已经卖出来了，明天一大早，我保证把装修和买家具的钱也卖出来，股票不炒了……”
       简潞听我这么说，仿佛看着一个戒赌的浪子，眼角终于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你一直在炒股，我知道这里面有你的梦想，所以我尽管从一开始就反对，但一直在忍耐，不过现在我真的再不能忍了，你是当局者迷啊，股票其实不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能炒的，再炒，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必须阻拦你了。” 她用手掌轻轻拂摸着我的脸，说，“我知道你心高气傲，不甘平庸，不让你炒了，你肯定难受，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我们只是普通人，输不起啊，我们不能连普通人的平安日子都输没了啊。”
       我点了点头，吻着简潞，心想，这么好的女人，她从未要求过我太多，如果我连一个起码的家都不能给她，如果住进了旧房子连墙壁地板都不重新装修一下，连起码的家电家具都没有，我如何对得住她。于是，那个夜晚，我暗暗在心里与深爱的股市道别，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惆怅。
       第二天是1998年8月18日，很吉利的数字，但并没给我带来吉利。上午9点多，我向蒋处长请假，说把股票割肉卖了，去取钱交房款，以后可能不打算炒股了。蒋处长站起来，拍了拍我，说：“小雷啊，这样做就对了，你去吧。”我骑着车，到证券公司将3万1从股票帐户取出来，那时还没有第三方存管，取钱必须去券商柜台。取出钱后，我看了看散户大厅的屏幕，绿绿的一片，我心里长叹一声，将剩余的股票也全部清仓，资金又缩了点水，还剩2万7，也就是说，我之前的股市资金，已经彻底归零了。
       这是我在股市第一次破产，奇怪的是我却似乎并没什么痛苦，我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单位蹬，有一点莫名其妙的轻松感：以后不用再随时想着股票了，仿佛放下了一块石头。但同时，一种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我，使我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激情，股市如同一个窃贼，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洗劫了我的心，偷去了我的热情，而后冷漠地将我推在门外，仿佛它从来不曾在乎过我。而这，莫非就是我作为一个小人物，所必须承受的命运？

张维

25，远离股票的日子
      
      
       从那以后，我过了接近两年远离股票的日子。
       98年9月初，我就拿到了房子钥匙。虽然只是一套旧房，依然让我那些大学同学们羡慕不已。毕业仅仅两年时间，就能在成都市内环路以内的中心地段，拥有一套全产权的住房，这对于同年毕业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的那些大学同学，有的进了外资企业，有的进了律师行，月薪比起我们小公务员，要高不少，但是，他们都没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拥有一套住房。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对命运的感恩。
       随后就是装修，都说装修是个无底洞，投再多的钱进去也冒不了一个泡，如今这年月，即使在98年，花个十万八万，也不是稀奇事儿。所以我预算中这一万，装得不可能豪华。但是，我和简潞都是很有审美眼光的人，基本做到了“花钱少，装修好”。先是作木工活儿，能将就着用的就将就着用，比如说，房里的门，多数人都是重新做新的门，加上门套，一扇门就得400元。简潞主动提议，就用以前的门，重新刷一次漆就可以了；另外，书柜不用去买，而是自己做，让木工直接钉在书房墙上，既省木料，也可以把一面墙也顺便装修了……当然，有些必须换的还是得换，老房子原来的窗户很旧，我们换成了铝合金窗，一下子屋子就显得焕然一新了。
       装修过程中，我越发觉得简潞的贤惠。简潞原本一直想安木地板，但我心里嫌木地板比瓷砖地板贵，于是买什么地板，就一直悬而未决。一次，我们一起去买木料的时候，经过一个仓库，偶然发现里面有很多陈旧的地砖，尽管积了灰，抹开后却很雅致，关键是，价格便宜得惊人。简潞当即决定，就买这地砖。我们花很少的钱，就买够了铺完整套房子的地砖，俩人都为这意外的好事欣喜不已。我们装修总共只花了9000元，这样，2万7就还剩余出了1万8，可以用来买家具家电。
       对于家具，以前也不是没看过，但都没仔细瞧，如今仔细看了，才吓了一跳。一套沙发，即便是布艺或者猪皮的，稍微时尚一点的，也得三四千元。衣柜、书柜、双人床……哪样不得两千来元？这还没算家用电器。在98年，空调还是奢侈品，我是不打算买的，但是，彩电总得买吧？冰箱总得买吧？洗衣机总得买吧，所有这些，没有两万来块，不大可能置得完。
       国庆节那天，简潞很高兴，大清早就拉着我去了电器商城。原来，简潞看报纸，得知电器商城正在推出彩电特价，29吋的大彩电，在96年要卖6000多元，到了98年，降到了3800元。如今搞国庆特价，一台29吋的康佳，只要3200元。机会难得，简潞生怕国庆一过便恢复原价，欢天喜地地选了一台，因为是特价，商场不包送，我们在高兴之下却丝毫不介意，说，“也好，你们送，我们还不放心呢，而且，你们要明天才送得到，我们可是今天就想把它搬回自己家里去。”
       我和简潞租了个三轮车，将彩电运回了新家。这是我们小窝里的第一样东西，让我俩兴奋不已。高兴之余，我俩就关了门，亲昵起来，开始只打算接接吻，吻着吻着我就吻到简潞的雪白细长的脖子上去了，手也不规矩起来，简潞叹了口气，说：“你就是这么不老实，假如你在工作上也这么进取，早就脱颖而出了。”我嘻皮笑脸地说：“我才不在乎工作上脱颖而出呢，我只想在你这里脱颖而出。” 简潞掰了掰我的手，没掰开，只好任我继续“脱颖而出”，脱着脱着，简潞的脖子就红透了，眼睛也水波流动，白了我一眼说：“你真要在这里做啊？”我说：“当然是真的。”由于房子里再没别的东西，地板又还没清理，简潞只能趴在新买的大彩电纸箱上，一再地问，“这彩电承得住吗？”我说，“你没看箱子上写的吗？最多可以叠加四台，你比一台彩电还轻，怕什么承不住呢？”一边说，一边开始用劲，简潞似乎放心了，开始闭上眼睛，伊伊呀呀地低声呻吟起来。
       尽管彩电纸箱终究是小了些，但因为是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家里做，俩人都心情特别舒畅，做了一次，又做了第二次。做完之后，竟然都中午了，我们没吃早饭，肚子早就有些咕咕叫起来，于是一起到家门附近街上的小馆子里，要了几样卤菜，喝起了啤酒，两人坐得近近的，时不时用手握一下对方的手，都感到恩爱无尽，仿佛回到了刚开始相恋的时候。
      
       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四处寻觅打折的家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寻找价廉物美的家具如同淘宝一样，倒也是一件乐事。很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先是买到了一套合意的浅绿色沙发，虽然是猪皮的，但款式新颖，质地优良，最重要的是，居然只要2100元；还买了一个很大的衣柜，大到可以装完简潞所有的衣服还绰绰有余，衣柜色调很好，柜门一半是咖啡色，一半是乳白色，中间是一面镜子，和杂志上看到的“宜家”的某一款衣柜颇为神似，价格却只有1800元；再一个是床，98年在成都，对咱们普通市民来说“青田家俬”就算不错的了，我发现里面尽管多数商品都比一般家俬城贵不少，但偶尔也有特价商品，反而比其他地方便宜。比如我们在青田买的床，原价2800，特惠价1600，标得清清楚楚，青田里的商品不会故意乱标价，这说明它确实以前曾经卖到过2800，如此一来，相对于以前买这床的人，我们无疑白捡了1200元，此等好事，怎能错过，于是连忙将床买回了我们的新家。
       此外，我们还花2千多元买了个海尔小王子冰箱，1千多元买了个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以上这些大件，一共花了1万3千来元，屋里其他一些小东小西，大致花了3千来元，总共1万6千元，我们便把小家布置得舒舒服服。而我从股市里取出的钱，这么一来，也就只剩下2千元了，这2000元便是我和简潞全部的积蓄，如此之少，以至于连拿来炒股都显得毫无意义，现实的拮据，使我彻底地与股票越隔越远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似乎是老天对我的怜悯。98年下半年直到99年5月，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股市经历了严酷的下跌，无数百万富翁破产消逝，无数千万富翁敛羽而归。资金投入得越多，损失越惨烈。我幸运地在98年并无多少资金，且为了买房与装修不得不清仓离场，所以固然亏光本金，损失的也无非是一万多元。而老童，在搬进新居后，观察股市良久，认为自己耐心等待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底部，于是再次倾力入市，想要一举扭亏。然而他没想到，自己却抄在了半山腰上，将他最后的养老钱亏了个精光。
       每一轮熊市，新手总是倒在山顶，因为新手往往乐观看多，难免在山顶被套；老手则是倒在山腰，因为老手喜欢抄底，却又普遍把山腰当成了山脚；而所谓高手，他们躲过了山顶，也躲过了山腰，却往往倒在了山脚的剧烈震荡中，在山脚过于频繁的追涨杀跌里元气大伤。熊市是一个无底洞，不管你是身家千万还是仅仅万元，在上苍眼里，一律只是刍狗，一视同仁用巨大无边的熊掌，将你扑杀。所以，在熊市里，资金越少的小股民越幸运，因为上天垂怜，即便亏光也并非一个无法翻身的大数字。
      
       我在懵懂之中远离了股市，侥幸躲过熊市末期的杀跌，不至于身负债务，这种后怕，使我对股市突然产生了严重的厌恶，连看也不想再看股市行情。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起来，98年11月，我们告别简潞的单身宿舍，舒舒服服地搬进自己的小家，我和简潞感到十分满足。我们从93年开始相恋，5年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容易啊。我们房子的窗外是一棵很大的法国梧桐，正式入住后的第一个早晨，是个周末，醒来的时候，居然听到了鸟叫。我们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并且也不想做爱，只是紧紧地互相依隈在一起，感到心比蜜甜。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到小馆子里喝点小酒，庆祝乔迁。我拉着简潞的手，突然有些哽噎，说：“我今生今世运气真好，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 简潞说：“少抒情了，你工作努力一些，积极进取一些，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我想想也是，自己毕业这两年半，激情都放在了炒股上，在单位里越混越差，越来越不受重视，要怪还是怪自己啊，有这么好的老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怎么可以不积极工作呢？恰在这时，新一批下派 工作开始了，我们单位需要三名干部下派到偏远的巴中挂职工作一年，为了扭转自己进单位以来的颓势，好好挣点表现，我报了名。

张维

26，与“五一九”擦肩而过
      
       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早期，下派是件美差，就像21世纪里的公务员出国进修一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镀金方式。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下派过的人越来越多，不可能都提拔，很多人下派了也就下派了，回来还是原地踏步。机关里的人渐渐就明白一个道理：想提拔你，没下派过照样提拔，不想提拔你，下派了照样不提拔。既然如此，谁还愿意去吃那个苦？所以，到了98年前后，已经很少有主动要求下派的了，甚至不少人私下说，这下派制度，形式主义，没有多少实际作用，不如取消了还好些。但是，沿袭多年的制度不是说改就改的，每个省委省府的厅级单位，每年照样得安排干部定点下派扶贫。不知不觉中，下派对各方面而言，都成了个鸡肋般的东西。
       我们单位定点下派扶贫的地方是巴中市巴朗县。巴中是全省最边远的地区之一，巴朗是这个边远地区里最边远的县份之一，出了名的“老少边穷”，离省城成都很远，坐汽车要十多个钟头。所以巴朗实在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下派点。我们单位的人经常抱怨说，你看人家XX厅，下派的那个县也叫“贫困县”，但离成都才八十公里，下派就跟度假一样，多好。
       所以，当98年底单位再度要完成下派任务时，我是唯一一个主动报名的，自然而然就成了下派三人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XX处的副处长钱小群，下派到巴朗当县委副书记；一个是XX处的主任科员小贺，下派到巴朗县广电局当副局长；至于我，还只是科员，下派到巴朗县委XX部，当了个办公室副主任。
       确定下派之后，还有半个月才正式下去，这半个来月，主要做一些工作移交的事情。我本想将内务趁机移交给小贾，这样一年后我回来，或许就有希望不再做内务。可是，小贾很有心计，为了避免全部接受内务，他以协助蒋处长写材料很忙为借口，只接收了内务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蒋处长让老童代理，这个小小的安排上的技巧，意味着我下派回来之后，只要不另换处室，依然不得不继续干内务。我心里完全明白小贾的手段，却又无可奈何，不禁感到有些消极，还没下去就这样了，回来之后又能如何？但是，我还能不去吗？在人生的路途中，许多时候总是身不由己，一旦出发，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99年1月元旦过后没几天，单位派了辆车，送我们三人到下派点去。因为巴朗实在太远，出发时间定得很早，六点半就得在省委大门口碰头。我专门定了闹钟，五点半就早早起床。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主要是换洗的衣服和必要的日常用品，还有几本书，据说下派期间比较无聊，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书打发时间。就这么一些东西，居然也有一大皮箱。我重新把皮箱打开，最后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才又把皮箱锁好。这时候，六点了，我得出门了，本来想跟简潞打个招呼，但简潞昨晚也是很晚才睡着，五点半钟被闹钟闹醒时嘟哝了两句，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我不忍心又把简潞推醒，用唇轻轻在简潞额头上触了一下，就小心地带上门出去了。
       走到楼下，我突然听到简潞的声音，“雷子，雷子”，我抬起头，看到简潞正从卧室窗户里探出来半个头，我心里一热，说：“你快休息，天冷，别冻着了。”然后狠狠心，头也不回地向宿舍大院门口走去。临出院门时，我突然想起还一直没有给窗户安防护栏，微微有些酸楚。安防护栏得近两千元，我心底下希望将这笔钱省了，所以一直拖着没安，如今，看着光秃秃的窗户，我忽然觉得挺对不住简潞。
            
            到了巴朗之后，起初有些新鲜，但渐渐也就麻木了。我们一般两个月才回成都一次，十分孤单，下面的同事并不见得非常热情，彬彬有礼地和我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虽然都是省上来的干部，但下派干部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享受的待遇是大不一样的。从省上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基层的干部对省上干部的称呼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不知道具体职务，就一律称“领导”，我记得当初刚上班不久跟随蒋处长到巴中开过一次会，被当地干部左一句“领导”右一句“领导”地叫得很是顺耳；如果知道职务，部长自然还是喊部长，处长自然还是喊处长，但普通干部的喊法，却颇有讲究，假比说，你是个主任科员，他们喊你时，就特意把后面的“科员”二字省略，简称“主任”，假比你只是个小科员，他们也有办法，就是在姓后面只加一个“科”字，“王科”、“张科”地喊，给人感觉是“王科长”、“张科长”，自然让“王科”“张科”们心中暗喜了。但是，下派干部一般是享受不到这种礼遇的，一来你不是来视察的，是来接受基层锻炼的。二来你不是只在下面呆几天就走，如果是呆几天就走，场面上奉承你两句，即便没有好处也无妨，反正拍几天马屁也累不死人，但你是呆上一年，谁愿意拍一年劳而无功的马屁呢？
           当然，他们也不会待你太差，就那么尊重而客气地维持着一种和和气气的关系，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十分乏味，让我颇有些后悔报名下派。但更令我在后来的日子久久遗憾的是，下派期间，资讯的封闭使我更为疏离了股市，而边远县城投资氛围的极度稀薄，则使我完全觉察不到股市一个巨大的机会突如其来的降临：1999年5月19日，股市忽然否极泰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由1047点迅速涨到了1700点，如此之快，让人根本措手不及。在那如火如荼的行情里，如果我是在成都，无论如何都会跟风追进，而在遥远的巴朗，仿佛这是一块与投机完全绝缘的飞地，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没有股市的时代。我呆在这个被“五一九”彻底遗忘的角落，再次与股市的一次大机会擦肩而过。
            这是命运吗？或许我注定就会一生清贫？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连我自己也不能。1999年6月底，我回成都休假时，听到周围的人又都在谈论股票了，然而那时点位已高，我显然已经错过介入的好时机。看着由10元涨到28的广电信息，看着由15元涨到40的东方明珠，我既惆怅，又迷惘，体会到一种比熊市里更难受的痛楚。
       从那一刻起，我发现对我们小股民来说，踏空比套牢更沮丧，因为即使套牢，心中始终还是拥有着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快乐；而一旦踏空，最大的打击是发现希望像肥皂泡一般被戳破了，没了希望，人就象被抽去了主心骨的皮囊，陡然就疲软了。

张维

27，新千年
      
       就这样，一年时间渐渐也便过去了，1999年12月底，我们开始张罗着准备返回省上。一天，我正在百无聊赖，突然司机老孙头问我：“雷主任，我要进一趟市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原来，部长嫌以前用的手机不够时尚，决定换一部，让老孙头到市里去买个新手机来。巴朗虽然穷，但领导们的手机却是从不落伍的，即便与省城的成功人事随身携带的手机相比，也够得上档次。据说部长本来是不想换新手机的，但是，为了不在与外地同志洽谈工作时给巴朗丢脸，只好勉为其难地换了。
       巴朗是一座历史只有二十多年的新城，在大山中间一小块空地里，由于是贫困县，小小的县城没有几条街道，半小时便可逛完。商场也没有几个，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黑灯瞎火。我老呆那里，平时连市里也难得一去，作为省城来的年轻人，难免会十分无聊，老孙头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去市里，往往主动载着我去。
       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坐老孙头的车去市里了。一路上，我感到他似乎欲言又止，有什么话想说。我有些小小的不安，素来最怕别人无缘无故对自己好，总担心当对方有所求时，我却帮不上忙。这老孙头，自从我来后，就对我格外好，因此，我很想知道老孙头究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但是，这话又不好主动问出口，着实让我有些心急。好在，车快到市里的时候，老孙头突然说，自己一家三口，迄今在巴朗没有房子住，只能租附近农民的住房，既要交租金，又很不方便。他希望我离开巴朗时，将所住的那间房子的钥匙，直接交给他。“现在等着那房子的人不少，基层就是这样，谁先实际占着谁就能成事儿，用你们干部们的话说，叫‘造成既成事实’，你到时候把钥匙给我，部长那里，我会去说，他帮我找县委办公室通融通融，这房子就是我的了……”
       我听了，心里好一阵感慨。作为下派干部，我一来就住进了县委单身宿舍楼里的一个单间，屋里连被褥、床单、脸帕及脸盆，都为我准备齐全了。我起初还有些嫌那房间简陋，完全没想到许多县委的工作人员，却连那样的单身宿舍也住不上，还得在外面租房，并紧张地注视着每一间可能空出来的宿舍……多少人，在为更好的前程费尽心机，而另有多少人，在为一些起码的待遇碾转反侧。想起那句话——许多人奋斗一生获得的，就是另外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拥有的——人啊，在这苍茫世间，是如此不平等，而又是如此雷同——不平等的是人与人追求的东西相差万里，雷同的，是不管他们追求的东西如何不同，但追求过程中的情感和心态，却是千篇一律，难分伯仲。
      
           几天后，我的下派工作就顺利结束了，临走前，我把钥匙私自给了老孙，这对我来说只是小小的越权，对他来说却是巨大的收获，因此我愿意帮他这个忙。回到单位，果然发现，我的返回几乎没任何人在意，连内务工作也顺理成章地立即移交回来，仿佛我不是离开了一年，而仅仅是离开几天。机关就象一片表面波澜不兴的巨大湖面，而我则如同一滴小小的水珠，当小水珠重回湖面时，连一个水花都渐不起。
       1999年即将过去，翻过元旦便是新千年了。相对于社会上普遍的对“新世纪”这个概念的关注，机关里显得平淡得多，没有人特别在意2000年的到来。我一向是个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的人，可是，在我的周围，没有谁和我谈论未来，更没有人会思考1999年与2000年有何不同，的确，在多数人眼里，这两个数字是没有差别的，人们关心的只是切身的利益和视野可及的生活，而这些，的确不会因年月数字的微小改变而有太大不同。甚至，在这样的氛围里，谁去思考这些不切实际的问题，也会被视为笑柄。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擅长抽象思维的民族，太过现实，太过追求经世致用。或许，是因为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于艰辛，使“活下去”与“活得体面一点”始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心思去思考那些遥远的问题。而我，却那么不合时宜地喜欢去想玄而又玄的东西。
       只不过，在如此的环境里，我即使有心去想，却也难以真正静下心来想清楚什么。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坐在自家窗前，看着窗外寒冬中的夜色，仿佛想了很多，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想。渐渐疲惫了双眼，返身倒在了床上。元旦后，每天依然是睁开眼，洗脸、涑口、吃饭、上班，周而复始的日子又开始了——的确，这新千年的第一天，与过去的千年几乎没有两样。
      
       然而这时，股市里对新千年网络时代的炒作，却进入了高潮。2000年1月4日，元旦后第一个交易日，上海梅林火速封上了涨停，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8元起连拉6个涨停，带动了整个网络股的再度飙升。我本来是有些关注的，正打算好好研究一下梅林，恰在那时，蒋处长在单位的常规体检中被查出了癌症，庆幸的是还属于早期。
       病情真相通知了家属，也通知了单位，惟独不敢告诉蒋处长，只是说有点不大不小的问题，要住院治疗，可能要开刀。我们处的几个人，轮流到医院病房守护蒋处长。我内心深处有些不太愿意，即便蒋处长的亲生儿子，也没去守那么多次夜，反而是我们，要去守个不停，但是，这话是绝对没法说出来的，何况想想蒋处长都这样了，作为健康的人，怎么忍心去计较。
       蒋处长仿佛一下子就猜到了是癌症，精神早就激动起来，但又极力克制，尽量平静。他这种尽量的平静，反而使大家都更为紧张，大家也都知道蒋处长猜出来了，但彼此都不说破，彼此心照不宣，尽力推迟着某个预先知道的谜底的揭晓。于是，竟油然生出一股悲壮的味道，仿佛蒋处长真的即将死去似的，而一旦考虑到他即将死去，如同对待一个死者，大家对蒋处长陡然宽容到溺爱的程度，人人都想到蒋处长曾经的好，都说蒋处长是如何如何的老实本份、任劳任怨、勤奋工作、从不争功……而蒋处长，也仿佛真觉得自己快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身边所有的人，陡然充满了慈爱之心。
       一个深夜，轮到我守护蒋处长，我拿着报纸，看着证券版，疑惑地看着关于梅林的报道。这家做罐头的垃圾股，竟然莫名其妙地20来元了，让我吃惊而又疑惑。蒋处长瞟了一眼报纸，问我：“小雷，你又炒股了吗？”我赶紧说：“没有没有，哪还有本钱炒啊？买房和装修，把家底全淘空了。”
       蒋处长叹了口气：“股票着东西，要戒实在是很难，如果你真戒不掉，那就真正深入地参悟进去，不要象我这样，既戒不掉股票，又没能真正悟透，下场很惨，我是真不希望你重蹈覆辙啊……话说回来，股票这东西实在太难把握了，这些天我也偶尔看看股市行情，发觉更搞不懂了，那么多业绩好的股票不涨，这只有几厘钱效益的梅林却涨疯了，我是真的落伍了啊……”夜渐渐深了，蒋处长睡不着，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多到比我进单位工作以来三年时间里以往与他说话的总和还多，当时我挺感动的，事后一回忆，我发现，即便是那么多话，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隐私，几乎全是台面的语言，依然算是滴水不漏。我突然觉得，或许蒋处长当时是想说点贴心体己话的，只是，他在机关磨了一辈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贴心话了。

张维

28，夜雨
　　
　　可能因为运气好，也可能因为发现得早，蒋处长的癌细胞并未扩散，手术出奇的顺利。手术后修养了一阵，就确诊没事儿了。蒋处长从病房主动搬出来，回自己家里调养。我们处的同事们终于不用再熬夜守护了，我也终于轻松下来，可以悉心研究一下股市了，但是，就在那短短的两个多月里，2000年的那轮暴风骤雨般的网络股牛市，却已在短暂的绚烂后，迅速归于平息。
　　从99年5月19日到2000年2月底那短暂的9个月时间，网络股的井喷涨幅惊人，其中的龙头股票令人瞠目结舌，例如，海虹控股9个月里涨了8倍，东方明珠涨了7倍，上海梅林涨了6倍……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的9个月之间。
　　实际上，在98年的熊市里，几乎全体股民灰头土脸，全军覆灭，但99年5月19日网络股飚升行情的到来，使股民们走向了分化：那些抓住了这波奇迹般行情的幸运者，从此走上巨富之路，例如今日资本市场最赫赫有名的徐翔与章建平，在那段时间里资金达到数千万，奠定了日后顶级炒手的基石；又如福建传奇股神邱宝裕，据其自述，在98年因做期货而破产，靠着母亲帮他四处筹借的10万元，杀回股市，在99年的网络股行情里奇迹般达到近千万；再如成都天才型短线炒家王涛，也在那轮行情中一举实现财务自由，从此展开千万征途……但是，相比之下，更多的人却并未能从那9个月中改变命运。
　　
　　我就是那未能从中改变自己命运的绝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仅仅比章建平，王涛，邱宝裕稍小几岁，却或许比徐翔还略大一点，我也许并不比他们笨，也许为股市付出的心血和激情并不比他们少。然而，股市根本不在意年龄和你的付出，股市以天地般万物不仁的冷默，将我这样的绝大多数人，打入一个巨大无比的收割机里，并眼睁睁地看着那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演绎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传奇。我认为我是坚强的，不放弃，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抗争，一次又一次地站起，然而我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与股市中改变命运的机会失之交臂……
　　这是我，以及多数人的必然的命运吗？无数次我这样问自己，却一如既往地没有确定的答案。散户其实永远是经不住暴利诱惑的，2000年3月之后，网络股其实就逐渐退潮了，等待着后来者的，已经没有美味佳肴，而只剩下一些难啃的骨头，但网络股神话所制造的财富效应，仿佛迷香般诱惑着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小股民。香港股市有句名言：“无论散户们多么恨股市多么不看好后市，只要连续拉三根大阳线，保证散户们不请自来”，真的是这样的，越是错过了主升浪的股民，越是仿佛注定要在股市高位被自己的欲望套牢，如同飞蛾扑火般，我在2000年4月再度投入了股海。
　　
　　如果仅仅是简单地打开历史K线，看看点位，那么，从2000年4月到2001年6月，指数是在高位波动并略有上升的，仿佛那段时间并非熊市，但其实，那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基本属于庄家高位慢慢兑现利润的过程，阴险的主力机构，正以难以想象的耐心，一边维持着指数的高位，一边悄悄派发筹码。可想而知，那一年作为小股民，是很难操作的。
　　在那样艰难的操作环境里，我凭着一腔激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成天做短线。其实我那时投入的资金量依然很小，不超过2万元，却居然因交易频繁导致总交易额惊人，得以坐进了大户室。那些年，规矩还比较死板，一般来说，必须总资金达到了50万，才能进大户室的，我是那个证券营业厅里唯一的一个因每天做超短交易额巨大进大户室的，如今想来多么荒唐——我的资金那么少，但半年买进卖出的成交金额，居然超过一些50万资金的人，给券商贡献了大把佣金，因此被鼓励性地赏赐了一个大户室座位，我居然沾沾自喜，把自己当成了个人物。更具黑色幽默的是，我起初所在的那个散户厅，所有人都并不知道我是因交易额巨大进的大户室，还以为我是2万元半年炒成50万，于是他们口口相传，将我神化成了一个奇迹，尤其是那些老太太，最为热情，也最崇拜我，只要我的身影一出现在交易厅，他们就蜂拥着将我围在中间，我俨然成了明星，那种成就感仿佛很醉人。
　　然而正是在那虚幻的成就感中，每个夜深时分，那些起起伏伏的K线，磨掉了我的青春与热情，磨损了我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关注与激情……甚至，还磨淡了我对家庭的重视，对妻子的爱情。于是，2001年1月的一天，我听到简潞突然对我说话的那一刻，我竟然异常麻木。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可能爱上别的男人了，你说，我们离婚还是不离婚？”
　　我答非所问：“是吗，怎么我一点也没发现？”
　　“除了股票，你还能发现什么？”简潞凄婉地笑了一下，“当然，可能就连股票，你也什么都发现不了。”
　　 我没有应答，那个夜晚，“我们离婚还是不离婚”这个问题，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我想，简潞肯定也在心里无数次这么问过自己，而且肯定也没问出个名堂来。于是她只好向我请教。之后我们彼此沉默了一个星期，直到一个星期后的夜晚，我们才第一次激烈地争吵起来，奇怪我竟然完全不记得争吵些什么了，只记得最后各自心力憔悴地睡去。半夜里，简潞走到我睡的沙发前，她把小小的脸蛋儿埋在我胸口上，我的胸口很快就被泪水打湿了，泪水同时还打湿了我的睡眠，凉凉的，将我冻醒。我睁大眼睛，看着黑夜里的天花板，看了很久。而后，我听到简潞沙哑的声音：
　　 “我们难道非要离婚吗？”
　　 我说，我正想问你呢。于是我们就笑，然后做爱，仿佛我们挥手间就将离婚的阴魂撵到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去了。但是，一做完，三分钟都还没有，那个阴魂立即就从爪哇国飞了回来，笼罩在我们的身上。简潞突然忧郁地说：
　　 “我们不离婚好吗？”
　　 “可以，当然随你。”我说。
　　 “不，不……我们还是离婚，好吗？” 简潞突然一字一句地说，“我—们—都—已—经—不—爱—对—方—了”。
　　 “可以，当然全都随你。”我说，我突然也想要流泪了，男人不应该当着女人的面前哭泣，我必须马上离开，找一个地方，自由地哭那么两嗓子。于是我披衣而起。出门的时候，我听到简潞说，“星期一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吧——”最后的那个“吧”字被门夹住了，我把门关的紧紧的，我的脚步声在楼梯里特别的清亮。随后，我一个人走到了空旷的大街上，走了好久，无意中走到一家证券营业厅门外。我累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如同散了架一样，渐渐地半躺在地，但我很清醒，一直睁着眼睛。
　　 接近拂晓的时候，忽然飘起了雨，雨被风卷着，向我扑过来，我往里面缩了缩，紧靠着证券营业厅的卷帘门。雨水从屋檐上一串一串地往下滑，象是顺着简潞明净的面颊滑落的泪水。我突然鼻子一酸，无声地抽泣起来。

第29节 2001年春天
　　
　　
　　天亮后，我回到家，与简潞开始写离婚协议。我们没有告诉双方父母，因为我们都清楚，那样一来或许会延缓这段婚姻的寿命，却改变不了最终的归宿，反而徒增感伤。
　　没有父母的干预，又还没有孩子，离婚因此几乎没什么阻力，与谈恋爱分手差不太多。唯一区别于恋爱分手的，只有房子。这房子是用我父母的钱，在我的单位分到的，因此，我本来暗暗期望，简潞能主动放弃，作为对应，我愿意把家具家电都给她，甚至愿意四处举债借点钱，给她作为补偿。可简潞先开口了：“我想要房子，我愿意找亲戚、同事借4万元，家电家具和这4万元给你，房子给我”，她说，“我是个女的，如果连这房子也没有，我父母以后知道我离婚了，会很心疼。我最多也就能借到4万左右，只好你吃点亏了。”
　　
　　八年的爱情，到了最后，却集中在彼此小心翼翼地试探这房子的归属上，不禁让我黯然神伤。2001年初，这种房改中被私有化的福利房，在政策上还不能真正上市流通，但私下的交易已是暗流涌动，我们那套位于成都最中心区域的老房子，中介愿意出价16万收购，我也考虑过卖给中介，然后与简潞各分8万，然而最终，我还是不忍心让简潞居无定所。即使分到8万，她也难以在成都市内买房安身，而我接受她那4万，正好可以放到股市里去，2001年1月，指数在2100点左右，依然是多头趋势，各大财经报纸都在预测着股市春季攻势即将到来，而我也热切地期盼着能在这个春天，将4万变成8万，如此一来，简潞能拥有房子，而我照样能拥有8万，皆大欢喜，不是很好么？
　　简潞跟了我八年，给了我一个少女所能给的一切，而我则几乎没让她享受过好日子。连续多年痴迷炒股，总是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投入股市，使我手头从不宽裕。记得有一次，简潞想买一个饮水机，我勉强答应了，却磨蹭几天，去旧货市场买了个二手的。还有一次，在家乐福，简潞看着满满的货架，说，“要是将来我们想买什么吃就买什么吃，不用先看标签，那就太好了。”这话让我很伤感，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弱者，以至于自己的女人想在大众化的超市买点食品，也总是得先仔细瞧瞧价格。而今，我用这套我唯一的房子，作为对她的弥补。
　　
　　我们商量着将条款写好，一式两份，各自保存一份。即便在这个过程里，我心里依然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好像我们只是在做游戏。但是，分明我们又确确实实地走进了民政局，也就是三年前我们结婚那地方。
　　我还记得和简潞办结婚登记那次，差点和民政局的办事员闹起来，因为我们专门到影楼照了张大小合适的为结婚证准备的像片，没想到，负责登记的办事员硬要我在民政局重新照“宝丽来快照”。我不愿意，说，“你不就想多收10元钱吗？这样吧，给你10元钱，我们还是用自己准备的像片。”那个办事员觉得受了侮辱，竟然妄图利用小小的职权，不给我们登记。唉，结个婚，还真不容易。
　　想不到，离婚竟然比结婚还要繁琐，还不容易。三个办事员坐在一排桌子后面，满脸傲慢神情，仿佛离婚的人是来求着他们开恩。离婚的人也真多，最开始我看着小屋里挤得满满的六七对男女，还以为有些是来登记结婚的。后来一看墙上的告示，才知道“星期一，三，五专办离婚，星期二，四专办结婚”，看来，离婚比结婚还要闹热。屋里还不断发生离婚者和办事员之间的争辩。比如，一个办事员说，“……你那房子，必须要拿单位的证明书来……”，然后一个中年男子愤然回答，“……我下海都8年了，哪里还有单位？难道没有单位连婚都离不成？”只听那办事员说，“……我不管你那么多，我是按政策办事，是在执法……”整个房间里，类似的争吵此起彼伏，如同农贸市场，轻而易举地将离婚所附带的那些忧郁情怀化解得干干净净——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够少点麻烦顺利把手续办了，成为每个人最大愿望，至于手续办完所暗含的那种咫尺天涯的忧伤，你根本就来不及去考虑，而离婚当事人的悲剧感，也便自然被轻而易举地解构了，我们仿佛到市场买菜卖菜一样，办完了离婚手续。
　　
　　随后，花了三天时间，我在川大附近租到了一套小户型。按照分割协议，我可以搬走全部家具家电，但我只打算要彩电，VCD，双人床，微波炉，洗衣机，以及我的书籍。剩下的空调，冰箱，衣柜，沙发等，都留给简潞。我把书全打包了，弄了一个晚上。夜深了，我累坏了，连澡也懒得洗，睡在了沙发上。
　　
　　半夜，再次有什么，弄湿了我的胸口，我连摸也不用摸，就知道，那是泪水。泪水仿佛散发着咸味儿，有些象海水。风从窗外吹进这已经不再属于我的房子，带着千里之外海的气息。在这个内陆的城市，在这静谧的深夜，我竟然有幸闻到海的味道，看来，我其实是多么幸运——虽然现在没有爱了，但我曾经爱过，虽然炒股亏损惨重，但我还身强力壮……我曾见过那么多的更痛楚的人，他们有的流落四方，倒在马路边的树下，连席子也没有，蒙头便睡，睡着睡着，就可能永远不再醒来。而我，却还至少能有租来的房子。
　　
　　那么，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是的，我曾经被人伤害过，但我也曾伤害过别人，我有什么资格要求这世界必须宠爱我呢？我本不无辜，我生而有罪。在这离婚后第三个夜晚，也就是我和简潞共处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在心底默默地原谅所有的人，也无声地恳求所有的人原谅曾经的我。
30，在牛市末梢上站岗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喊来搬家公司，将我的东西从那曾经的婚房里搬了出去，住进了川大西门外棕北小区的一套小户型。在我读大学期间的93年左右，棕北小区作为成都最早的高档商品房之一，集中了这座城市不少美女和有钱人，而到了2001年，我租住在那里时，却没见到几个美女了。我所渴望的“遇到一两个白领丽人，发生一两段艳遇故事”的传说，无奈地只存在于道听途说与意淫之中。我这才知道，有钱人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先后搬迁到了更富裕的居住区，美女们也随之离开了棕北小区。我永远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永远以慢半拍的步伐，跟在潮流后面。
　　
　　又过了一些天，简潞终于东拼西凑筹集齐4万元，打入了我的银行卡里。现在，我和她算是两清了。那时，正是2001年2月下旬，股市在1950点左右晃荡，我认准了这是一个低位区域，后市看涨，生怕资金还没到，股市就涨到2000点以上去了，好在这4万还是来得及时，我在2000点以内将新资金打入市场，基本算是抄到了一个小底，大约半个多月，就有了1万多元的收益。
　　
　　于是，我再次沾沾自喜起来，完全没意识到仅仅是恰好在低位买到了股票，却以为自己的水平真的有了质变。既然半个多月能赚1万，并且自信可以长期复制，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那份月薪不到2千的公务员工作呢？此时，我对那份工作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何况，我与妻子离婚的事情，在单位似乎也有人知道了，我不想别人用探究的眼神看我，于是，下了最大的决心，打算辞职。
　　
　　在中国，各级机关大院里，的确是藏龙卧虎的，但是，多数的“龙”其实并没有风云际会的机会，终究只是散乱的金鳞；而多数的“虎”，也只是相当于关在动物园里的观赏品，过得都很郁闷。为了化解这种郁闷，他们或者用随波逐流，或者用自甘平庸，或者用贪污腐化等所有一切可能的方式，来麻醉自己，最终，他们可能终于成功地麻木不仁，但同时，他们终于成为一具空壳，才华耗尽，除了疲惫的心机和些微的利益，他们一无所得。随后，他们渐渐老去，离休，被历史和时代忽视，被利益抛弃。
　　这便是所谓公务员生活的秘密。
　　
　　我早已识破了这种生活的秘密，也曾多次想过辞职，但始终有这样那样的事物出来阻拦。其实，当你真正下定决心做什么，一切的阻拦就都不是阻拦了。此后我明白：世界上真能阻拦住你的，唯一只是你自己的内心。我的辞职并不容易，好一翻折腾，才在2001年4月，正式辞职成功。
　　
　　在那时，还没有“职业股民”这个称呼，在别人眼里，其实就是一名以炒股为生的无业游民。那时的人们轻慢职业股民，是显而易见的。多数人都觉得，炒股主要靠运气，你职业搞这个，不见得比别人玩儿似的买了股票放在那里收益高，所以根本没有职业的必要。
　　
　　这个世界上，多数人炒股，哪怕是业余炒了好多年，其实普遍都还是在投资大门外晃悠，因为他们对于投资的真谛，并没有真正去探索，去追寻。纯粹的随波逐流，涨了和熟人朋友吹吹牛，套了则和大妈大嫂们一起发发牢骚。这样的心态，即使再多年，都难以有进步。
　　而另一些人，因为相信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在投资上轻易寄托了一生财务与事业的梦想。这些人有些会真的下决心辞职，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股市中去。但是，即便是对于这种全身心的付出，股市往往也不见得有回报，因为股市最需要的是特殊的机缘与别样的慧根，而不仅仅只是努力。
　　
　　在2001年，我就是那些相信“股市也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的人里的一个，我辞职之后，每天24小时里，起码有15小时在研究股票，但是， 2001年五月以后，股市虽然还在涨，却很难赚钱了。如果在今天打开历史K线图，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一小段实际上是那轮牛市最后的末梢，牛市末期行情的一大特征是看着仿佛机会很多，却实际上几乎所有机会都不是机会，绝大多数人在牛市末期都是只赚指数不赚钱的。然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谁也不可能看到未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像温水里的青蛙，麻木而又平静地等待着悬崖的到来。
　　 　　
　　在牛市末期，许多没及时出逃的人，都可能会遇到一座悬崖，并被那个悬崖钉死在高高的山巅上，但每个人的悬崖却又是各不相同。我的悬崖是一只叫做“交大昂立”的股票。2001年7月2日，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就是“交大昂立”的新股上市日，那时的我，喜欢买新股，因为新股第一天不设涨停板，给人一种一夜暴富的诱惑。而且那时的我，十分相信“生物高科技”这个名词，相信21世界是生物科技的世纪。于是，在那一天，我将离婚所得的4万，及从2月到7月所赚的接近1万6千多元，以35元/股的平均价格,满仓买进1600股。
　　
　　当天，交大昂立就跌到31元，我这用婚姻和房产换来的4万，以及职业炒股辛苦五个月所赚的1万多，合在一起共计5万6千多元，转眼就损失了6500，由于A股市场施行的是买入后最早第二天才能卖出的交易规则，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价格下跌，完全无能为力。
　　那一天，我像一个溺水的人，麻木，痴呆，甚至有一种下坠的快感。第二天，可以卖了，但一来跌了很多，二来似乎会有反弹，三来，这诡异的股市，让我突然累得什么也不想动了，我再也不想每天追涨杀跌做短线了，想想“昂立口服液”似乎也很有名，既然巴非特可以把可口可乐喝那么久，我干吗不可以把昂立口服液也喝个几年？那时我不知道华尔街著名的谚语，“当市场最狂热的短线客也厌倦了短线改做长线时，就意味熊市来临——做长线也将亏损了。”事过多年我在想，如果那时我知道这名言，我就能规避这次亏损吗？恐怕依然不能，有些疼痛，是必须亲历的，有些经验，必须用血和泪才能换来。我们99%的人都是凡人，都不知道在2001年7月即将来临的下跌，是历史上最严酷漫长的一次熊市，而深度被套的我，也就喝了史上最昂贵的“昂立口服液”，05年7月，它跌到了4元/股，我的那笔投资亏损了85%。
　　
　　那一次，彻底将我击溃。不仅是亏钱，关键是手头只剩余很少的流动资金，因为我怎么也预料不到，“交大昂立”会从35跌到4元去，所以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一直不舍得卖出，于是，我比民工还穷。2001年8月，为了省钱，我连棕北小区的小户型也住不上了，到四川大学南门外郭家桥片区，租了个套间中的单间，每月350元租金，跟房东共用厕所厨房，连网络也没有，我要上网，只能去网吧。
　　毕业已经5年，我和刚踏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还不如应届生，因为他们至少还有朝气。而我，则满身伤痕，暮气沉沉。